对于熟悉胡学文创作的读者而言，如果掩去小说作者的名字，怕是很难猜到《血梅花》居然出自他之手。一个以现实忧患，尤其是对底层众生悲欣交集的人生有深刻和细腻的体察而著称的小说家，可以完全换一副笔墨，在民间的记忆中熔铸传奇，在传奇的成长故事里盛纳历史，努力经纬出一部新世纪的红色经典。而笔者以为，恰是在这点上，《血梅花》具有一种范式的意义。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红色经典”又可细分为史诗性的“革命历史”和偏通俗性的“英雄传奇”，前者如《红日》《保卫延安》，后者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今天来看，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固然有模式化、二元对立等缺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建构共和国的集体身份认同、唤醒民族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宣传作用。那么，当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日已经到了第70多个年头的时候，我们自然呼唤新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传奇”。
    据胡学文说，他写作《血梅花》的直接动因即希望能在如尘埃般的历史缝隙里“翻检出珍珠”，而恰恰又于此时结识了抗日英雄柳基东的后人，英雄“模糊的影子”给了《血梅花》这个故事最初的框架，也内在地建立起了小说历史性的骨骼。《血梅花》给读者的第一感觉自然是它的传奇性，小说中的柳东风和柳东雨兄妹在父亲的熏陶下，练就一副打猎的好本事。国仇家恨之下，他们以飞刀为武器，周旋于日寇的围捕中，并在每个被他们猎杀的鬼子头上留下梅花的印迹。坦白说，这种情节固然引人入胜，但也让人无法坚信。不过，通读完小说之后，读者并不会有被雷的感受，因为这些略显夸张的艺术想象就是附着于历史记忆的骨骼之上。小说人物与故事的其来有自，确保了它跟那种不严肃的向壁虚构的抗日神剧有本质的差别。它的叙事架构，接近于《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林海雪原》一类，处处凸显英雄孤胆的豪迈气质，但也时时照应这种个体抗战的艰困，它美化了英雄，并没有神化英雄；它颂扬了民间的信义和担当，也告诉了我们匹夫之勇毕竟不是抗战的正道。
    与十七年的同类之作相比，《血梅花》更有自己的特点。
    其一，在叙事上借用悬疑小说的手法，章与章之间和每章内部的节与节之间，两两构成一种双线的对位，顺叙与补叙交叉，不断抛出新的谜团，又不断将谜底延宕；柳父与梅花党的渊源这个关键的情节点，小说也只点到为止，并未像传统小说那般做出来龙去脉清楚的交代。这样的处理使得小说从始至终都有一种靠悬念和解密驱动的叙事势能。
    其二，它并不像十七年的战争题材的小说，简单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小说在情感基调上是复杂的，固然有林闯这样明快的部分，但也时奏悲音，父亲的死、东风前后两个妻子的死，还有他自己的牺牲，这些死亡事件间杂在快意恩仇的复仇行动里，让人物的行止都有股苍凉慷慨之气。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写作者所处理的是充满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那么胡学文通过采访和查阅档案所获得的素材已经是一种缺乏个人亲历的“纯粹的过去”，这是记忆的代际更迭必须面临的问题。胡学文无法写出亲历者的切身之感，但是他以文学的方式赋予“纯粹的过去”一种鲜明的生动性，在这一点上，作为小说的《血梅花》和被记录在档案和史书中的柳基东的事迹构成一种互补关系，甚至可以说，它把媒介化的记忆变成了更容易为人们铭记和流传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