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同一块厚重的黑天鹅绒帷幔，可以掩盖任何声音和细节。当我们回望，或许可以于白茫茫的历史迷雾中，打捞属于个体的灵魂撞击的细节，那些悲欣交集的时刻，再宽广的历史幕布也无法掩盖。
    小说界“潜伏者”金宇澄，写完红得发紫的小说《繁花》，已经无法继续潜伏。此时此刻，他转身扎进非虚构的视界，讲起了父亲母亲的故事。2016年末，他切换三种叙事角度，用上特别的传记方法，写下《回望》。于大量的书信、日记和照片的材料堆砌中，金宇澄走进了时光深处，远看父母辈如何应对他们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从青春直到晚年，从前神采飞扬，遭遇困厄，直至平静。
    回望往事，对金宇澄来说，是为脆弱的记忆留存样本。2013年，父亲去世。《回望》关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因他们勇敢投身于历史激流中，他们的记忆也就成为历史本身。江南古镇，百年老宅，革命父母，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缩影在口述历史和旁白中定格。父亲的江南旧族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旧社会转型中败落，母亲的城市新兴家族在20世纪30年代城市工商业发展中繁荣，但这一切终究抵不过那革命的浪潮，两人被历史大浪簇拥着，加入革命阵营。
    做了30年杂志编辑，性格又是“不响”，这三年来，金宇澄却因写《繁花》而名震小说界。他曾在《繁花》里循着旧式话本车辙，重温一首“鸳鸯蝴蝶梦”，调子却仍是“花无百日红”的平静之哀。人对世界的观感，想必和他的经历相互映照。出生江南旧族，浮沉人世，老父因潘杨案受牵连，金宇澄上山下乡，从东北极寒地兜转至上海弄堂，盛极过，也衰极过，繁花易败，金宇澄对人生的悲凉感，竟有和曹雪芹相似之意。
    《繁花》旖旎之后，金宇澄觉出文学的无力，“最好的东西都是烂在肚子里的”，于是《回望》里，他只想用材料本身说话，把“心理层面的幽冥”舍弃干净，记录一个化名为“维德”的江南古镇男子的挣扎一生，以及一个叫姚云的上海姑娘在时代飘摇中如何紧攥生活的绳索。
    《回望》建立在书信材料和母亲口述的基础上，对往事的回忆随时间远去而和材料本身无法严丝合缝地对接，金宇澄保留局部不一致的痕迹，留下强烈的在场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寻找”记忆的姿态。真诚的《回望》，和《繁花》是完全不同的写作世界。这些年现象级的非虚构写作热潮，既有梁鸿的梁庄系列，也有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但《回望》的出现，也许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看似父母辈的家族回忆录，内里却藏着大历史褶皱处的小人物悲喜。这悲喜的质感，平静到寡淡，它甚至要随风而逝，所以回望是有意义的。
    一声不响地，金宇澄把父母的回望之旅定格在1965年，母亲口述：“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为什么不再继续？老金说此后国人有太多共同经验，万语千言，时间不过如风。
    所幸，现在我们翻开《回望》，看见89岁的母亲端坐椅中，神色平静安详。风暴过后，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还活着。
    □新京报记者 柏琳
    金宇澄 在平静中，爱以闲谈消永昼
    
    金宇澄，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上海文学》执行主编。
    
    《回望》 作者：金宇澄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金宇澄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上海的冬天，照旧阴雨绵绵。爱神花园的作协大厅里，窗玻璃上水汽氤氲散不开，金宇澄从三楼沿着回旋楼梯下来，穿一身黑，听不见脚步声，像从民国走来一位说书先生，准备开口前，要静默。大厅外花园里，爱神丘比特的妻子普绪赫的雕塑一声不响。
    他拿了两包香烟，准备闲聊一上午。爱以闲谈消永昼，写作的真谛，金宇澄认为就像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那样，“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而文学终究要给人以安慰。虽然这安慰，并不能逃过“花无百日红”的人生宿命。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这是他总摆在嘴边的一句话，面对的不仅是以《繁花》为代表的吴方言和话本写作实验，更是面对父母辈的人生。2016年，他写完记录父辈记忆的《回望》，一切归于平静。
    《繁花》写在《回望》之前，35万字，忍不住念出声，耳边果真是一位苏州口音上海话的说书先生笃笃定定的声音。第四章，写四个人去苏州玩，有一晚无法进旅馆，只能在沧浪亭门口坐等天亮。这是金宇澄和朋友的真人真事。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南依古园，缄默坐眺，姑苏朦胧房舍，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想起弹词名家“沧浪钓徒”马如飞。
    都说《繁花》写沪上风情，我看底子是苏州的。这无解的直觉，看完《回望》后便得到宽解。原来金宇澄说苏州是他的精神源泉，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原型，就是他的苏州父亲。
    关于父母辈，关于记忆的细部，金宇澄有踟蹰，担心它们消逝在白茫茫的历史迷雾中。说完《繁花》里的上海故事，他开始追溯自己的根脉。
    1952年，金宇澄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就读复旦中文系的上海姑娘，父亲出生在吴江古镇黎里，和柳亚子是远亲，自苏州读书时便家道中落，解放前参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谍报工作，1942年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受尽折磨。1950年他的人生才与母亲会合，却不得美满。1955年，父亲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
    情报工作出身的父亲，常年西装革履，也曾身无分文。1949年以后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初期，他在大红纸上写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玻璃门上。这扇门却在半个月后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闯入，搬走书籍、日记和相册。运动结束后他被通知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被抄图书。在杂乱巨大的飞机库内，他遍寻当年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不得。
    2013年，父亲去世，母亲情绪大坏，金宇澄常陪伴她翻看旧相册，牵起话头无限。母亲曾是上海虹口凤生里银楼家的“小囡囡”，读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停课闷在家看《家》《春》《秋》。1945年，她考上私立复旦中文系，认识当时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金宇澄父亲），觉得维德“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他们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会面。后来她放弃学业去南京大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回沪后成为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同志，经组织批准与维德结合，生了三个孩子，老二是金宇澄。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金宇澄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去黑龙江嫩江农场，七年后从东北兜转回沪，1988年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至今已近30年。这些过往记忆，被金宇澄写在《洗牌年代》里，成为《繁花》的底子。
    父亲留下的书信和日记，与母亲整理的剪贴本形成补充对照，汇聚成《回望》这本看似平凡、却透露丰富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传记。父亲母亲的故事，用三种不同的叙事讲述，从青春到晚年，情节旁逸斜出，金宇澄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下笔犹豫，人与史的碰触，一旦深入细部，只陷于浑茫。
    大动荡之后是大平静，世相光明剔透。因这《回望》，金宇澄在时光中又见父母，满头银发，两颊早有老年斑，对着“地下党”电视剧的屏幕，在沙发里坐着一声不响。晚饭前的黄昏，父亲开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漫长的人生边沿上，他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在十四根香烟的缭绕中，从父辈记忆回归文学漫谈，金宇澄很慢热，逐渐显现一种松弛的天真。一听我是狮子座，“我们合得来”，他一拍大腿，点了第一根烟。
    回望父辈
    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
    新京报：去年《洗牌年代》再版，初版是十年前，当时没有大反响，《繁花》出来后引爆文坛，《洗牌年代》据说在去年上海书展的签售会上，读者排队绕了好几圈。看完此书明白，原来《繁花》许多故事素材都铺陈在《洗牌年代》里了，现在又出了《回望》，擅长讲市民故事的上海爷叔，原来出自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看待这三本书的脉络？
    金宇澄：说《洗牌年代》是写作素材本也有道理，《洗牌年代》留下很多城市生活的细部，就像《繁花》的准备。《繁花》是偶然所得，它出版后没几个月，我父亲就过世了。
    《回望》是一种整理，父亲过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给友人马希仁先生的信件，其中几封写他1942年在上海时如何被日本人抓走的细节，信里说，1942年7月29日那夜很热，他吃过晚饭去福熙坊（今延安中路），看见对面外国坟山（今静安公园）里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心里惆怅，早早回家。深夜一点钟，日本宪兵冲入家中将其逮捕，之后被反复刑审。这几封信画面感强烈，让我产生了写父亲的冲动。
    新京报：你曾谈到，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共进晚餐，你会选择和父亲重逢，在苏州“得月楼”吃饭，为什么这样选？
    金宇澄：他出生在吴江黎里，算是苏州人，在苏州读书。越是年纪大了，越会返回出生原点，经常会回忆起黎里旧俗，除夕“祭祖”、“小辈为长辈磕头”……几乎深入他血液的印痕。年纪大了慢慢恢复了乡音，他不是所谓劳动人民出身，身上一直藏着江南旧文化。简单说，是很有魅力的老先生。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想象的一个美好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
    新京报：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金宇澄：苏州和吴江黎里，大概是我的情感源泉。有个看过《繁花》的读者和我说，“金宇澄，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我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
    就说语言吧，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其他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而只有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最是高雅，它有古吴文化的千百年积淀，极其“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写《繁花》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开初云里雾里，然后遇见最亲切的苏式吴语，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其实是我父亲，他90岁后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
    我翻过他笔记，他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我还记得在他中年时，大概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他当年不去做上海的码头工人，那样的话，我们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就不会多次被抄家了……当时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个学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90岁后，他却说书里没有真理，像一种自我的颠覆。那时每个礼拜六我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里的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吧，或者叫返璞归真。
    
    金宇澄手绘图：父母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
    
    金宇澄父亲1943-1944年在南市监狱、杭州监狱给友人的信，涉及最多的内容是“饥寒交迫”。
    新京报：《回望》里，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你觉得这些文字是他写给你的，为什么这么想？
    金宇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他对我的写作和编辑工作感到忧虑。《日瓦戈医生》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的一本书，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面对时代和自身的悲惨命运无能为力的主题。他应该是不希望我受到这本书的影响，不按照《日瓦戈医生》这种思考方式来写作。
    我记得1969年去东北嫩江务农，原劳改农场，当时还有大批劳改犯在我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我当时17岁，大感惊讶，写信给父亲，他在回信里对此一声不响。等我看他的遗物，看他1942年的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知道坐牢的心情，同样失去过自由，他自己都经历过了，但无法说给我听。国门打开很多外国书都进来，他又担心我受到影响，重走他跌跌撞撞的老路，所以我觉得，他是告诫我，对生活要有信心，不能渲染苦难和黑暗。
    新京报：你父亲1947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那份火辣气和强烈的爱憎让人印象深刻。信里有一段批评沈从文成名后“变得下流而可怜”，父亲当时为何有此评论？
    金宇澄：写沈从文那段，当时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删掉，毕竟沈从文是正面形象，但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有过这样的表露。我父亲写他“混在穷人堆里时，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后来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是代表了当年的一种立场吧，觉得沈从文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过去，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他是不耻的，这是时代的反映，可以留下来。
    他内心一直是百折不挠的，我们父子都是射手座，上海话讲也就是比较“戆”。材料里收有他在杭州监狱和监狱长大吵……读高中那年欢庆元旦，学生会主席感谢了校方安排的晚餐，我父亲居然走上台发言：“国难当头，今夜会餐钱款，应该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校长气得要命。
    年纪大了，他越来越沉默，我很理解，这次我完全根据材料，把他跌跌撞撞的人生呈现出来。
    文学无力
    “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
    新京报：《回望》的非虚构写法，用日记、书信、照片等呈现父母的人生，不用一句心理描写，按《繁花》的话讲，“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这似乎是一以贯之的主张？
    金宇澄：我觉得文本真实与否，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的，作者不必解释。举例子我们去服装店买衣服，如果有个中老年的服务员紧跟在后，一个劲地介绍……你肯定非常讨厌。写作就是开店，作家爱做导购，每样东西都议论介绍一遍，读者肯定跑了。别那么聪明，我不可能变成上帝，真以为我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读者都需要我来引导？双方是平等的关系，世界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作家只占据了邮票大小位置罢了，雨林里有多少猛兽和植被，一辈子不了解，唯有上帝明白。只要把你最熟悉的人事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文坛跑出了先锋派，有很多形式层面的探索，比如格非、马原等人的写作，后来很多人都跑进现实主义的怀抱，对于小说形态的探索沉寂下去。《繁花》出来是话本的样式，寻求一种用当下小说形态回归传统的可能，但有人觉得这种写作无法提供意义，你怎么想？
    金宇澄：我说不出什么来，《红楼梦》想说什么意义呢？《金瓶梅》表达了什么？《繁花》允许返回某些传统思维。问题是我同样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曾经也觉得可以比如用哲学分析来写小说。五四后国人的口语，和最经典的书面语是严重脱节的，开口说话还是中国味道，一写起来是长句和从句，眼花缭乱的标点符号、翻译腔。没哪一个国家的作家，谈到其他国家的小说会如此如数家珍。所以德国汉学家顾彬顺杆子爬，嘲笑我们——中国作家不学德语，就写不好小说。干吗不说德国作家如果不学汉语，就写不好小说呢？
    写作环境是失重的，冷静下来看我们的文学根脉或局限，是在文言，中国最好的文字都在文言，“五四”被拦腰截断，强行转向了西方，我们永远是“学”的心态。西方可没这样“拦腰截断”的宿命，因为局限，我们失掉了传承，一个半截子人，怎么和一个完整的人来比试？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人的宿命，这其中浸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问题。
    金宇澄：我们传统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花无百日红”，人生苦短，从唐诗宋词到《红楼梦》，归为“虚无”二字，能脱离吗？拉住头发自己腾空离开这块土地可能吗？小说不会是高深却虚假的。
    比如说连载的传统，一般都忘记了，认定网上写作就是垃圾，但我觉得其中会有分流，会出现很棒的小说家，所谓网文，也就是载体的不同，其实也就是传统的连载，西方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时也都是报纸连载。
    这样一说，我立刻等而下之了吧？我也真因为是《繁花》一开头写的“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我立刻有了兴趣。我当然知道写这样的话本样式，会破坏部分读者观念里牢固的所谓长篇小说“该有的样式”——好比大家都穿红衣服，突然跑出一个穿绿衣服的人，有读者就会不理解。
    新京报：你总是反复说，“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你从话本小说里寻找，如果触角伸得再长一些，比如向《离骚》和《诗经》中去找，会不会更有力量？
    金宇澄：我的兴趣在普通人的内部，最打动我的是“旁门左道”的东西，比如喜欢陈巨来（著名篆刻家）《安持人物琐忆》、李伯元《南亭笔记》，里面都充满了毛茸茸的人生，要言不烦，戛然而止的传统。有一段讲两个苏州大官见面，甲穿着貂茸大衣，乙问，这是什么啊？甲说，不知道这是貂茸？！乙很生气，就让仆人去收罗了十件，请甲吃饭。甲走进大厅，十个仆人一边站五个，每人都穿了昂贵的貂茸大衣，故事就结束了，他们为什么这样，产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真正记录了时代画面的作家，向传统中找力量，可以借鉴中式方法。
    新京报：你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却从来不写知识分子，你在农村插队很多年，也不写农民，你的兴趣在普通市民阶层，为什么会这样？
    金宇澄：故意不写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回到家，看见老婆买了很多大白菜，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完全是小市民。中国知识分子的亲戚不在农村。社会的普通底盘太大，和西方不同，他们经过无数代的贵族革命，逐渐去农村化，良性循环，而我们历来改朝换代，都是农民造反，把贵族杀掉，等自己成了贵族，再被农民杀掉，如此循环。我生活在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同时也觉得大家的市民生活都差不多，我们的基点还是在普通人间，如今城市化了，作家的经验还是决定了兴趣。比如我写城市题材，是因为出生在上海，即使去了农村，怎么找得到？
    新京报：可见生活是我们写作的源泉。回到你自己，《回望》第二稿的部分当年发在《生活》上，名字叫《一切已归平静》，这个题目特别动人。读完《回望》，联想《繁花》和《洗牌年代》，你整个写作基调也许就是“平静”二字，可以这样理解吗？
    金宇澄：平静不好吗？我父母经历的时代，祸患接连，幽明互现，是他们这一代命运的寻常了，只能平静来看待他们的一生。我知道记叙历史，往往是散失细部的，细节极其脆弱。《回望》就是想提供那年代的一个标本。非虚构的写作，即便如何蔓生，个人只会徘徊在个人的视野里。
    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弱点，年轻时一直认为，再没有比文学能更深刻表现人事了，到现在这个年龄，从我自己出发，《繁花》也好，《回望》也罢，都是有所保留的，所有的著作，也不过是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我所以总是强调八卦和轶事的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书信？卢梭《忏悔录》，会觉得真吗？文学常常是无力的，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我们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所有的著作，也不过是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我所以总是强调八卦和轶事的重要，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书信？卢梭《忏悔录》，会觉得真吗？文学常常是无力的，最好的东西，实际都是烂在肚子里的，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我们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
    烟抽完了。最后一个问题，我问老金2017年的新年愿望，他脱口而出，“每一天都平静地度过。”
    金宇澄半辈子的人生，也就是“回望”二字。在回望中，唯以平静不诉离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