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不读文学作品了，他可能慢慢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止庵 资料图片
    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
    学人、随笔作家止庵，以五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喜剧作家》，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鲜活又沉闷的年代。
    书中人物，在各自的生活里无所适从，意义和价值成为他们的人生重负；但若是卸了这重负，“人生不过如此”，却又抓不住那个“如此”。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
    四分之一世纪的距离
    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了《风景》，池莉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庵却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
    停笔30年后，他从友人的地下室翻出昔日以“方晴”之名发表与未发表的泛黄手稿，整理、挑选后以如今的“止庵”之名结集出版。
    面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距离，他喟叹：“方晴”从此成前世。
    读书周刊：听说30年前您把自己年轻时写的几十万字小说手稿都焚毁了，如今出版的这5个短篇小说怎么被留了下来？
    止庵：我很早就开始学习写作了，1973年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写了部长篇小说，30万字，足足1000页稿纸。我有个“毛病”，一张稿纸上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就必须扔掉重写，所以那时家里常常是满地废纸。
    大约在1985年，我重读这部小说，感觉当年写它完全是浪费时间，就烧了。焚毁几十万字小说，指的是这个。在那之后，我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毁掉了。
    到二十几岁时写了10多篇小说，大部分都发表了。我保留了当时的手稿，和90多箱书一起，存放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2008年，那时我母亲还在，她问我，你不是写过好多小说么？于是我就去朋友家把手稿找了出来。去年年初，出版社问我要书稿，我就挑了5篇出来给出版社。
    读书周刊：当年为什么停笔不写小说了？
    止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比今天要重要得多，但就是在那样的年代，我的小说虽然都发表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是一种打击。之后我就一直写非虚构和随笔类的东西。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我并没有再去做小说家的想法，出这本书对我自己只是一种纪念。
    不过，30年没写小说，但我始终没有远离小说，我一直在读小说。
    读书周刊：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了，而偏重社科类书籍。
    止庵：我倒是认为，小说有别的文学形式无法替代的东西，它具备以下三种独特的能力。
    一是想象力。非虚构作品不可以太有想象力，而优秀的小说一定是想象力非凡的。像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塞尔维亚的帕维奇，这几位作家用文字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力，是很难从电影等其他影像艺术里找到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世界。
    二是穿透力。哲学类、社科类的书籍也有穿透力，但它们的穿透力是十分理性的，而小说带着感性的穿透力，更有人性的温度。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比任何一本哲学书都深刻。
    三是克制力。高明的小说家，会谨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纵容自己沉湎于对笔下人物浅薄的同情中。比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种冷静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带有更辽阔视野的悲悯。
    如果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不读文学作品了，他可能慢慢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它们还没有“死”
    五部短篇小说，带着风尘，远道而来，孤零零的，却不悲伤。
    今天的年轻人读着它们，像隔着迷雾笼罩的河流，明知素昧平生，心里却生生地腾起一种熟稔的感觉，边读边寻找过去年代那个与自己同样年轻的作家。
    “我喜欢那个年代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有着崇高的敬意。”一位“90后”读者这么说。
    读书周刊：这些年里，您常常担任一些包含小说在内的奖项的评委，今天的您，是如何评价过去的您写下的这些小说的？
    止庵：这30年来，我一直在读小说，知道一点好坏，回头去看自己当年写的，知道哪些东西是坏的，没有再出版的意义，也知道哪些东西还不坏，甚至还挺有意思。我选的这5个故事，它们还没有“死”。
    作品“死”还是没“死”，本来不应该由自己来评判，但所幸时间给了我这个资格。我已经不是30年前的那个我了，有了客观看待它们的从容，就像在看别人的作品一样。
    读书周刊：这样一本回望和重温的作品，得到了不少年轻读者的喜欢。
    止庵：对此我很欣慰，也许这些故事和今天的年轻人还有所沟通，而不是过去留给今天的遗迹。
    比如《姐妹俩》，讲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设法嫁给老外以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潮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城之夜》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离异后不得不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尴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开始，但是却不咸不淡地无疾而终”，这是《世上的盐》中所描述的与今天迥然不同的“艳遇”风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忠于内心的选择，离开濒临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本初、纯净、原始的觉悟的彼岸，也请在人性的表达上诉说一些饱含良知的词句。
    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还是有勾连的。
    读书周刊：您的随笔非常有特色，两年前，《惜别》一书感动了很多人。小说和随笔在写法上有何不同？
    止庵：写小说像在布一个局，要把读者引入最后的结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自然。小说还需要描写，可是，随笔就像此时此刻我俩的聊天，我不需要对着你描述窗外那棵树。写法不一样，连写作的态度都不一样。小说是一种创作，需要无中生有，而写随笔是要把一切都放下，两个知己聊天，连声音都没必要说得很大，更不用交代很多背景。我更喜欢写随笔的态度。
    读书周刊：您的随笔文字，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又耐人寻味，有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这部小说的文字呢？
    止庵：小说的文字要比我现在写随笔的文字年轻，可能更诗化，也就是丰富些，活跃些。那是当年一个年轻人的文字，不过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受到港台歌曲的影响，更没有受到网络的影响。
    我现在写随笔用的语言，是“老”的，灵魂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
    五个故事中，《姐儿俩》是消磨，《走向》是缠绕，《墨西哥城之夜》是撕破，同名小说《喜剧作家》是现世，而《世上的盐》则是幻想，通通带着孤独，娓娓道来，不必悲也不必喜。
    关于喜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以此来区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喜剧作家》。
    读书周刊：您给集子添加了题记，摘自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关于茨维塔耶娃的部分，里面说：“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由此，“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是否可以概括这5个故事中的人物的共同命运？
    止庵：他们就像从A点出发，要到B点去，他们很努力地走，可走了一阵子，一看，还在A点，甚至倒退了。
    读书周刊：这样的徒然，会不会让人绝望？
    止庵：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我们不把成功当作价值判断，那么，这种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一只小蚂蚁把一颗饭粒千辛万苦拖回蚂蚁窝，结果发现蚂蚁窝被毁了，这是一种悲壮；小说里，一个人努力地去爱另一个人，努力地去挽留他，结果两人的关系比原来还遭，但至少他努力了。
    读书周刊：也许正是这一点，“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灵。
    止庵：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年这些小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可能是因为那时主流小说的调子是比较高的，讲述各种成功，而我的小说里这种徒然的努力，和今天那些漂在城市里的心灵，有所契合。
    不被人喜欢和被人喜欢，可能出于同一个原因，这挺有趣的。
    读书周刊：首部小说集的出版，会重新引燃您写小说的热情吗？
    止庵：我说过我没有再做小说家的企图，但我确实计划再写一部，可能还是个长篇。因为这次整理旧物，我发现自己在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间，关于一部小说的构思写过很详细的笔记，写了一些人物小传，甚至小说的若干片段，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放在那儿，它曾经陪我走过一段，我想把它写出来，就像对老朋友有一个交代似的。除此之外，我真的不会再写小说了。
    读书周刊：可以透露是个怎样的故事吗？
    止庵：我想写两种人，一种人是有过去的人，离不开自己父辈的遭遇，想对过去有个了断；另外一种可以说是没有过去的，只关注当下和未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没有过去的人，大家看着一样的人生目的，追逐着一样的物质上的成功。我的小说想写人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我想拿这个小说去回望我经历的那个年代。
    止庵
    学人及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 《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