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是今天小说的事实，难道是小说家的无能？评论家的缺失？亦或读者的不合作？问题的答案总比简单的指责要复杂得多。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下小说几乎放弃了对典型人物的迷恋，小说家们似乎不再将典型人物挂在嘴边，也不再穷经皓首地去塑造典型人物。因此21世纪近20年来，在蓬勃茂盛的小说百花园里，我们很难与一个典型人物相遇，甚至连小说中的“知名人物”也难以遇到。
    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典型人物已经从当下小说中退隐了，或者说，读者已经不再需要从小说中寻找自己的那面“镜子”——典型人物了。
    曾经可不是这样，“典型人物”一度是个炙手可热的词。“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这句著名的话，成为我们文艺理论的大众流行语之一，随时随地便能冒出来——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恩格斯于1888年首次提出“典型人物”这一概念，为现实主义文学“画龙点睛”。没想到，这个诞生于遥远欧洲的概念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刻下了深深印记。
    20世纪50至80年代，以“典型人物”为中心，小说界形成了一幅颇有趣味的图景：是否塑造出了典型人物——评论家以此作为标准来评判一部作品；如何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家以此来思考自己的写作；能否与典型人物相遇——读者以此来决定是否去阅读一部作品。这样说尽管稍显夸张，但有一个事实是，评论家、小说家、读者三方通力合作，共同“塑造”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阿Q、孔乙己、祥子、翠翠、方鸿渐、陈白露、小二黑、周扒皮、喜儿、杨子荣、陈奂生等等。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典型人物画廊”里最“拥挤”的时刻。
    文学时钟进入1990年代，刻有时代烙印的典型人物逐渐退隐，一些小说知名人物开始登场，《活着》里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废都》里的庄之蝶、《长恨歌》里的王琦瑶，等等，是这一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小说人物。我们不愿意将以上人物称作典型人物，是因为典型人物大致包含这样几个要素，一是典型环境，二是共性与个性统一，三是影响深远。而以上这些人物并不局限于某个典型环境，他们个性较为突出，身上交织着个体命运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时代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当然这些人物的影响力局限于小说领域，没有典型人物的社会影响那般深远，不妨称他们为“知名人物”。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的文学性，并无高下之分，相反，知名人物的文学生命力或许更为持久，他们呼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这话倒像是在反驳恩格斯的“典型人物”论。
    由“典型人物”过渡到“知名人物”，从侧面折射了一种创作理论的转向：由阶级论主导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向人本论主导的现实主义文学，即由恩格斯的“典型人物”转向黑格尔的“个体世界”，这种转向昭示着现实主义内涵的新延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当然影响小说家，影响小说人物的塑造，但真正“塑造”人物，将小说里的人物“复活”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一个个时代的读者——过去的、当下的作品堆积如山，但没有读者便没有“活着”的小说人物。由“典型人物”过渡到“知名人物”，实则暗示了读者群的变化。
    如今，21世纪过去了17年，小说人物似乎又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回望，我们发现小说的百花园里，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均难觅踪影了，小说依然茂盛地生长着，无数人物打这里经过，除了留下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之外，还留下一帧帧模糊的背影。多数小说家和读者似乎都不在乎小说人物是否“典型”和“知名”了，但也有人开始怀念小说塑造出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的时代，并以此质疑今天的小说家的无能——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创造出自己的“人物形象”了。没有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是今天小说的事实，难道是小说家的无能？评论家的缺失？亦或读者的不合作？问题的答案总比简单的指责要复杂得多。
    从典型人物到知名人物到模糊人物，小说这一无声而微妙的变化，其个中缘由究竟如何？我想大致有这样几个。
    一是写作理论的多元与丰富所致。恩格斯的“典型人物”论是现实主义文学之一种，现实主义是多样的和无边的。法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罗杰·加洛蒂说，“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有助于我们觉察到现实主义的一些新尺度”。处于永远变化中的现实主义的“新尺度”，让小说人物从单一的“典型人物”到复杂的、多样的人物过渡。典型人物是评论家、小说家和读者三方默契合作的成果，现在三者分道扬镳：评论家们热衷从小说外部谈论小说，总是企图将虚空的理论凌驾于小说之上，小说人物的分析似乎成为落伍的评论方法了；小说家们的想象力受到雪崩一般的信息的挑战，如何从信息中突围比小说人物塑造似乎重要得多；读者们正在远离小说，小说的轰动效应难以再现20世纪的辉煌，小说的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难以再形成。
    二是视听自媒体高度发达所致。读者不再需要从小说中去寻找典型人物作为自己的“镜子”，影视剧成为“典型人物”新的生产者，比如李云龙、达康书记等。曾经的小说读者一部分变成了听众和观众，新生的小说读者要么被玄幻的故事情节吸引，要么被廉价的通俗情感吸引，所剩无几的那部分“理想读者”再也难以从小说中“复活”影响深远的一个个名垂千古的“人物形象”了。
    三是小说写作朝内转向的趋势所致。今天的小说艺术正在朝深层次内转，力求用高难度的技巧吸引人们的注意，为人们提供一种感觉与氛围——表达对世间微小细节的感觉、发现和醒悟。这种转向势必导致小说人物由典型人物到知名人物再到模糊人物的变化。不仅我们的小说难以找到“知名人物”，侧目世界文坛，也是“模糊人物”的天下，比如门罗、奥兹、麦克尤恩、弗兰岑等数得上的世界级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无数的人物，无数的人物名字，变来变去，依然没有一位典型人物或者知名人物，他们并不在乎人物是否“典型”，是否“知名”，他们在乎的是“人”，他们的小说依然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地球上“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想，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以后也许会越来越少，而模糊人物会越来越多，因为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现实会成为未来小说书写的主要方向。一位小说家说，大人物写进历史，小人物写进小说。不夸张地说，我们当下小说是小人物、普通人物的天下，他们微小和普通到我们记不住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而且在每一个名字背后，我们也难以找到像孔乙己、方鸿渐、骆驼祥子等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因为今天分工细化和生存多元的时代塑造了每个人内心的微小感和普通感——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没有谁是不可一世的，也没有谁是永恒不变的，由此潜移默化，作家笔下的人物便不再具有某种穿越时空的典型性形象，这是小说家与读者“共谋”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下小说没有让人念念不忘的典型人物的原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人物、普通人物不具备文学的冲击力量，相反这种对日常化的非典型性现实的叙述，触及到了文学最本质的内容：每个普通人物都是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世界，对他们的叙述就是对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叙述。很显然，今天的“日常化叙事”早已与新写实主义时期的“日常化”不同了，已经是回归生活本来面目的深刻的“日常化”了——对每个无名的微小的人和人心的叙述是小说最大的道德和尊严。
    当无数无名的微小的人进入小说时，他们只会是一个个模糊人物，难道小说的典型人物和知名人物真的退隐小说之江湖了吗？难道我们该放弃以“小说是否塑造出了典型人物形象或者知名人物形象”的标准来评判小说之成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