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你们仍不晓得吗？将那空洞从你的怀抱中/抛向我们所呼吸的空间吧；也许鸟儿/会在更内部的飞行中感觉到拓宽了的空气。”
    若要从德国诗人里尔克后期代表作《杜伊诺哀歌》的众多译本中挑选最难读的版本，刘皓明的翻译恐怕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自2005年他的译本首次面世后，其翻译风格便处在口碑两极化的处境中，既有读者指责译本过于佶屈聱牙，文笔不流畅，也有研究者震惊于他对原作的忠实。近日，刘皓明携增订版著作《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述评》在上海古籍书店畅谈文学翻译观点，特别强调了忠于原文句法构造的翻译对展示原作风貌的重要意义。
    刘皓明直言，中国当前的翻译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基于“趋媚”基础的普及性翻译充斥着市场。来自复旦大学的研究员刘震补充认为，当前中国的翻译市场不够规范，对于文学性翻译和学术性翻译没有清晰地加以区分。以里尔克为例，这位德国历史上的明星诗人，在生前就建立起一种令其他诗人望之莫及的追随者风气，被捧上诗界神坛。即使死后，他仍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着大批崇拜者，是很多文学青年的精神领袖。这个现象，在德语世界之外尤为显著。追本溯源，这与里尔克作品的译介“失真”有关。他的后期代表作《杜伊诺哀歌》在国内的流行译本语言基本是流利的、精美的。这些流畅的文学翻译看似更为文雅、华丽，但在句法结构和语言上没有真实地体现原文风貌。刘皓明认为，语言和结构类似于水与瓶之间的关系，水和瓶组成一部完整的诗歌。“在翻译中，我们不能盲目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强行将水倒入另一个瓶子中，它破坏了诗歌的整体性。好的文学翻译应当能够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真实的材料，帮助他们打破关于作家的个人神话。”
    此外，他提出当前国内翻译语言基本为“新华体”。这是刘皓明为国内那种讲求文字精美的欧式语言的个人化命名。他认为，“新华体”语言已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相去甚远，它更多地受到欧化语言的影响，又与真正的欧化语言保持着较大差距，实则是一种“次生新华体”。“目前我国，无论是作家的写作习惯、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播音员的播音语言都明显地具有欧化特点。这种对于次生欧化语感的追求，在文学作品的译介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屏蔽的反作用。译文的流利性与华美性实际上将读者和真正的文本间隔。”
    那么，作为文学翻译者，我们到底应该追求怎样的语言？在以鲁迅为代表的“直译”和以傅雷为代表的“意译”之间，我们又该如何把握翻译过程中的“变”？刘皓明以《杜伊诺哀歌》以及《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说明了自己的翻译理念。翻译需要尊重原文的语法、语族等因素，不应擅自做出本土化更改。他偏向于 “字对字、句对句、行对行”的直译，在选词上是以《圣经》和合本为代表的西典汉化所使用的白话文与古汉语中最本原的语义和词法为基础，试图把诗人建立在德语语源乃至句法上面的诗，移入中文。“这是对读者的一大挑战”，刘皓明直言他的翻译会让读者感觉悖离汉语语感，因陌生而导致晦涩难懂，但他仍然坚信这种必要的阅读挑战有利于读者的成长，读者可以通过反复朗读、咀嚼，把握文本的内在节奏，真正地走进诗人的精神世界。“中文口语和书面表达存在差别，并且中文读者往往很难接受这种差距发生在诗歌译文中。但诗歌就是一种将语言表达推向极致的艺术。”他援引唐代诗人杜甫《秋兴八首》中的诗句，例证中国传统诗歌也自有其丰富的表达语式，同样存在颠倒的语序表达。这种与现代汉语相悖的表达并不会损毁杜甫诗歌的魅力，读者也不会因此无法把握诗人的真实意图。中国文学翻译的改变，需要译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
    “诗无达诂”，文学作品的译介往往会受到译者、译入国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翻译界对直译与意译之间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这也反证了如今业界对译文的准确度和语感有了更严格的要求。相比其他文体诗歌受翻译的影响程度最深，刘皓明通过解读里尔克诗歌反思当下翻译文风的问题，或许能够为读者和译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