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研究过晚清或民国时期上海女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却少有对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的考察。《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九三○—一九四五）》一书，曾考证出上海舞女最低的生活费用和春装的估价，却未及考究上海都会史上这一难以忽略的事件，这或许和它的研究时段有关。在其他的一些如有关市民意识的研究中也只是偶有论及。其实，上海“舞潮案”曾深深地牵动社会的神经和舆论，在案发五个月之后，已届耄耋之年的出版家张元济，还曾为之写下了八十八句的五言《哀舞女》。几十年来此事少被提及，除了年代久远资料散失难觅之外，就国内学界来说，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它虽然震惊一时，却似乎不是一桩可以纳入“宏大历史”的事件。“舞潮案”发后，国民党当局曾将它和庶几同时发生的“申九工潮”、“同济学潮”一起归并为共产党的策动，却始终没有能查证出共产党介入的证据。比起受到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工潮、学潮，舞潮显得过于“自发”，或许，正是因此，它长期以来脱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在“大历史”的叙述中“零落成泥”。 其实，脱出了宏大历史的“钦定”，倒可以多面向地呈现和考察这一事件。《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 (以下简称《上海舞潮案》)可说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以《上海舞潮案》的考察，舞潮起因于国民党当局为“戡乱建国”而开展的节约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南京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对中共全面开战。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随后出台了一个厉行节约的办法草案，称自抗战胜利以来，政府机构和社会在人力、物力上多有浪费，必须加以有效限制，否则谈何“戡乱”与“建国”。当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的第二大项（乙）第六条即为“禁止营业性跳舞场”。九月初，行政院批准了内务部提交的相关细则，规定有关场所在当年九月底前一律禁绝。此令一出，立即引起了上海舞业界的强烈震荡，后经上海各界的请愿，南京当局将上海市禁舞的最后期限延到了翌年五月，而与实际的可行性仍有很大距离。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正当舞业界举行第三次全体人员大会时，传来消息：上海社会局不顾原先由舞业公会自行抽签的约定，已在上午十一时单方面抽出了首批禁停名单。顿时，与会者宛若哀兵，纷纷走出会场往上海社会局涌去，继而与前来拦阻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激的人们砸毁了社会局。《上海舞潮案》的工作，不仅在于从满布尘埃的各类卷宗档案中爬梳、勾勒出了“舞潮案”的来龙去脉，而且提出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新的评说，认为“舞潮案”呈现的与其说是市民意识，毋宁说是国民意识更为恰切。禁舞令出台的前后，正是国民党政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开始进入行宪准备时期，而禁舞令（包括节约纲领）的酝酿、制定、颁布却都未经立法程序。所以，从表面来看“舞潮案”冲击的是上海市社会局，但真正对抗的则是南京当局不合宪制的政令。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抗争的主角乃是向为社会轻忽的舞女，她们的哀婉请愿最终却发展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其间意义或可更多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