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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由于刺比谒更轻巧、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刺逐渐取代了谒。刺流行的时代比谒长，在南昌一座西晋墓中曾出土过5枚木刺，《梁书·诸葛璩传》中也有“投刺邦宰”的话。 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改用纸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帖”了。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刺”。 酒是何时发明的？ 宋代朱翼中《北山酒经》云：“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欢，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缺此。”虽为游戏文字，倒也说出了酒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密切关系。 在自然状态下，只要条件许可，水果也会发酵成酒。元好问《蒲桃酒赋》记载说：“贞佑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酒的发明，当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层镂空蛋壳陶杯，制作得如此精美的杯子，如果不是用来喝酒而只是用来喝水，未免过于奢侈了。根据与商代酒器造型相似的陶樽、陶杯等陶器推测，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经有酒了。但传说却是“仪狄始作酒醪”，或者“杜康造酒”，把酒的发明，归功于夏代的仪狄或黄帝时的杜康。 商代饮酒之风极盛，酿酒业十分发达。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遗址，发现了一座建在高出地面1米的台基上的形制特殊的房屋，平面呈阶梯形，没有前墙，只有一排柱穴，可能是一座斜坡式屋顶的房子。屋内堆积着大量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大量桃、李、枣等植物种仁，和8.5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在房屋附近，发现有2眼水井。井内都有木质井盘，井底还有木桶、陶罐等汲水用具。这些情况表明，这里应该是一座酿酒作坊。商代的青铜器中，酒器占了很大比例，樽、缶、卣、壶、兕觥、爵、觚、觯等等，都是酒器。 古代的酒器容量都比较大，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的酒量大，而是因为当时所饮之酒都是度数较低的米酒，俗称“老白酒”。商代把用黍酿制的叫“酒”，用稻酿制的酒叫“醴”，用香料浸泡制成的香酒叫做“鬯”。 唐代的酒品种更加丰富了。除了粮食酒以外，还有果酒和蜜酒，唐代苏敬在《新修本草》中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蜜独不用曲。”把中药浸泡在酒中，可以得到药酒。药酒在唐代也出现了。 酒精度达到60°以上的酒，可以被火点着燃烧，所以又叫做烧酒。烧酒需要经过蒸馏方能制得。一般认为，要到元代从阿拉伯传入了蒸馏酒的技术以后才有烧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武松过景阳岗的时候喝酒论碗，说明宋代的酒度数还不太高。自从有了烧酒以后，就再也不能论碗喝酒了。于是，酒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烧酒相适应的小酒壶和小酒盅。 “锥”不刺骨,是文具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要还是用竹简木牍来写书写信，所以那时文具盒里所放的文具和现在是大不一样的。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多，里边放着12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制作竹简的工具，如截断竹筒用的铜锯，劈开竹筒、刨平竹片用的铜锛，刮除茸毛、修整竹简用的铜刻刀和铜夹刻刀，钻孔编册用的铜锥等等；另一类是书写文字用的笔，装笔的笔套，还有砍削竹简、改正笔误用的铜削刀。除了毛笔以外，这些文具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匠用的工具。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只盛放制作简牍工具的小木盒，里面除了铜锛、铜刻刀、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发现的战国墓中，与铜锛、铜刻刀、铜削、砺石共出的，还有陶线锤，这是拉线编织简册时用的。由此可见，在战国时代的文具盒里，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比书写文字的文具要多得多。 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筐。里面盛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一把铜削，一个小竹筒(估计是用来贮放墨块的)，还有25支尚未用过的竹简。全部都是文具，没有制作简牍的工具。 在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上，曾经发现过有“出钱六十二，买椠二百”的记录。“椠”是木简的半成品。说明到了汉代，在市场上，竹简木牍已经有作为商品供应的了。这样，文具盒内就只要放文具就行了。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笥，里面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几块墨，一块砚版，一块研石，一把铜削刀和6块无字木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文具。 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落，于是便夜以继日、发愤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锥子，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唾手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刺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