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义乌之囚》所写的是一个被囚禁在义乌的人物前前后后的故事和经历，不如说“义乌”只是取了一个象征性的寓言形式，意在展示一种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来自资本对生命的压榨，来自生存重压对生活的折磨，以及来自传统的革命意识而改变着的人生轨迹。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也可以成为“世界中心”，所发生的一桩桩事情再也不是单纯的“地方性事件”，必然会上升为“世界主义的事业”之一环。世界本身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地方性的品格”被成功地置换为“世界性的特征”，借由各种方式被连接在一起，从“单一的人性”发展为“统一的心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会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义乌之囚》的深刻处。
    谢尚发
    陈河小说《义乌之囚》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10期，旋即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11期转载。小说再一次重提了华人文学的“国际视野”，却以“返乡”的形式，将故事聚焦于“义乌”这个以小商品批发而闻名于世的小城市，类似于侦探小说，又有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子。小说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加拿大，更不属于非洲，而是属于它们的全体，属于世界性的历史潮流，由此绘制了一幅丰富复杂的“世界性的现代图景”。
    一桩死亡事件的文学叙事
    《义乌之囚》的故事隐约有三条线索同时并行发展，又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整个死亡事件，就是展现三个人物命运、性格和理想的过程，旁逸斜出的部分，则是小说里形形色色的“国际人物”。
    小说的第一条线索，是加拿大籍华人杰生，返回义乌去调查弟弟的死因。这一路对死亡真相的探索，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内容。杰生经营着批发出口生意，艰难地生活。靠妻子家中的贷款帮扶，和老家父母的鼎力相助，成全了他“异国他乡的富人梦”。为了省钱，让弟弟杰林帮助从义乌进货，然后在加拿大销售。不料，弟弟却意外地在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中丧生。于是，第二条故事线索浮现了出来——一个义乌小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结。杰林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擅自挪用哥哥的货款，去做一桩伟大的“非洲事业”，在一次和广州来的黑人打斗中，被割断了动脉死去。第三条故事线索是查理，他原名杜子岩，在加拿大努力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在经历了失败之后，终于把生意做大，成了有名气的多伦多批发生意人物。几乎是一夜之间，查理的生意惨败，整个人也销声匿迹，却在几年后出现在了义乌。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杰生发现，原来查理把几乎所有的钱财，包括从杰林那里获得的钱财，都投到了非洲最黑暗的心脏地带。他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假冒名牌产品，以此来筹备资金用于“非洲事业”。杰生千方百计，终于找到了难觅踪迹的查理。他正忙于自己的非洲事业，并且宣称自己可以为之牺牲性命。杰生根本无法追回自己的钱财，他将如何面对“义乌之囚”的困境？小说却在这里戛然而止，留下了现代资本与人性及革命之间的永远令人玩味的谜题。
    整个小说，在“去国”与“还乡”的逻辑中展开，用一桩死亡事件勾连出种种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追求——对于资本的永不厌倦的欢喜，对于性事的或隐或显的迷恋，对于生活的浮躁又切实的期盼，以及对于革命的遥远而迫切的追思。却有一个异类查理杜子岩，跑到鸟不拉屎的非洲最黑暗的地方，帮助那里的人们革命求解放，而实际上却是悄悄地把进入现代性旅程的非洲人们，拉入到世界性的贸易体系范围之内。然而，切·格瓦拉已死，其革命遗产，则变相地被现代人继承了下来。
    货币现代性与革命遗产
    在整个小说的架构中，由现代贸易体系所打造的世界性资本市场，将五湖四海的人们联络在一起。陈河无意于展现这一全球化景象，而是用一桩死亡的事件，勾连着“去国”与“还乡”的故事，它不牵涉旅行，也不牵涉跨文化交流，而是抹平了一切国别、种族、地域、阶层与文化的差异之后，把生存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与其说《义乌之囚》所写的是一个被囚禁在义乌的人物前前后后的故事和经历，不如说“义乌”只是取了一个象征性的寓言形式，意在展示一种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来自资本对生命的压榨，来自生存重压对生活的折磨，以及来自传统的革命意识而改变着的人生轨迹。这无异于在提醒，试图通过生存空间的转换来对生存质量进行提高的企图，不啻为一个痴人说梦的奢望。只要货币存在，生存的艰难就一直存在；只要心内的魔咒不除，就永远不会有更新的幸福在前方等待，哪怕搬来革命的遗产，也无补于事。
    所谓的“货币现代性”，意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种族、国别等的差异被磨平之后带来的“人性共通性”及其种种表现。陈河选取了“义乌”作为展现的场所，无疑是抓住了这个世界意义上的“小商品市场”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位于中国：世界各地经济都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却一枝独秀，引领风骚；它走向世界：不仅在加拿大有批发零售业务，远至非洲都同样存在着它的身影。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到这个小地方，争相上演一场“人类共通性”的大剧——为蝇头小利而不惜丢掉性命；为生活忙碌奔波而从不嫌累；为活命而干着各种难以忍受的工作。“货币现代性”的名言是：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与此同时，“货币现代性”的逻辑就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本是通达幸福的工具”径直变成了“最终的目的”（西美尔语）。这一本末倒置的生存处境，无异于宣称了现代人的生存悲剧：被抹平了个性的整全和划一，让任何追求个人意义的英雄式想法，变得荒谬可笑而略显迂腐落伍。哪怕有人最终起而反抗“货币现代性”的最新哲学，都将会是一个充满了反讽意味的行为。查理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以切·格瓦拉作为偶像的查理，在一个“货币现代性”的“后革命时代”高举革命的大旗，放弃了资本的享乐，去往贫穷的非洲进行一场看似伟大却十足荒诞的“革命义举”。他宣称：“我和我的朋友们随时都愿意为了非洲事业而死去。对我们来说，钱财是沙子水泥，我们用它们来建设一个城堡。……看看我，我现在没有私人财产，我与妻子和儿子都不再有家庭关系，我不会有一分钱的私产留给他们。”俨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且是一个“国际无产者”。他完全是为了“革命义举”而奔赴非洲，成了“黑人的教父”，连非洲的“信使”都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中国的义乌，寻求来自“查理博士”的帮助。他在义乌工厂里定制的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帽子，无意中和雷锋发生了关联。“义乌人都叫这个头像是雷锋，因为和雷锋的一张标准像很像。”与其说切·格瓦拉的头像与雷锋的标准像很像，不如说那被类比的人是非洲人的“查理博士”，是“黑人的教父”——一个完全无私的、自愿去非洲干革命的英雄。在把自己彻底“无产化”之时，查理还把自己“公义化”，以一个异域他乡的人物来书写属于非洲人的英雄传奇。“革命义举”和“资本现代性”的格格不入，让杰生都产生怀疑，他到非洲到底是去“干革命”还是去“做生意”。查理整个“革命义举”的荒谬性，于焉可见。
    革命和人性的世界主义
    倘若停留在“切·格瓦拉及其革命遗产”的现代性境遇，《义乌之囚》的思想意义显然就苍白许多。陈河的野心绝不止于此，他还要进一步去揭示“货币现代性”和“革命遗产”背后所隐藏着的“人性的善恶”，以及“世界主义的当代历史化呈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也可以成为“世界中心”，所发生的一桩桩事情再也不是单纯的“地方性事件”，必然会上升为“世界主义的事业”之一环。南来北往的人群，再不是操着统一语言、遵于同一风俗的“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世界本身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地方性的品格”被成功地置换为“世界性的特征”，借由各种方式被连接在一起，从“单一的人性”发展为“统一的心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会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义乌之囚》的深刻处，是陈河的独特观察带来的贡献。
    查理是一个“世界性的公民”，完全摆脱了杰林“地方性的品格”和杰生“未完成的世界性转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界人”。他身上同时混合着“资本主义的生意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现代生活的代言人”等多重角色，是一个靠“利润”活着的商品体系的枢纽，依赖“商品交换的差价”获取“资本”；也是一个抛弃了“资本”的无产者，朝着更高的“声誉”奔去的革命者，试图凭着“革命义举”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从而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名。在他身上，还鲜明地体现着世界主义形成所依托的资本、贸易和商品。在义乌生产着“冒牌商品”，在世界各地通过贸易的手段来获得资本，用货币把全球连接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查理世界”。商品的生产、交换，以及最终实现的“资本化”，都是为了服务于“革命义举”。然而“革命被世界化”，和资本、贸易与商品的世界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查理的由中国而加拿大，由加拿大而非洲，只不过是串联起“革命的世界性”的一个代表而已。因此，查理对义乌有着独特的情感，乃是因为义乌已经完全地“经由商品、贸易和资本而彻底地世界化”了，借由此，他才能把自己的“革命义举世界化”。因为只有在世界性的意义上，“革命义举”才会发生；只有遥远的黑暗心脏，才能接纳、领受甚至是欢迎他这个痛恨“该死的帝国资本主义”的“无产者的革命义举”。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种种“世界性的图景”中，“人性的世界化”同样占据着醒目的位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命题，并不算古老，它甚至径直是现代人的永恒宿命。“财富”不仅仅体现为货币，还包括声誉、权力、事业的成就等。世界各地的人们，聆听着自己本性的召唤，纷纷聚集于义乌，如动物般忙碌着，采集人生的财富。再也无法从肤色、地域、文化等差异中，去析出人性的差别，因为那早已经被断定为是一个谎言。人性的共通造就了不可避免的世界性之形成，不管是“去国”还是“还乡”，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干革命”。这迫使任何一个有追求的人去思考：如何才能够拯救自我于“世界化的深渊”？是以“去国”的方式来义无反顾地拥抱“世界性的到来”？还是以“还乡”的方式来固守着“地方性的品格”？是应该朝着“现代性的种种”奔跑而去，以便融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还是应该向着“蒙昧的无知地带”进军，以“革命的义举”来重造一种属于“英雄的史诗和大事业的辉煌”？这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索，也是对着人性的一针见血的发问。这种种追问和思索，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我们无往而不在历史之外，又同时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不管这历史是“以过去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当下的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