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城社、中评社联袂出版的“边防禁区”三部曲，其出版顺序与作品中的时间顺序分明不相一致，乍一看，有几分奇怪。先期出版的是《界河》，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怎么从农村开始，农民成了改革开放的动力，边防界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回流或倒流，亦即当年外逃或称之为“督卒”者竟又不顾政策的限制，重新回到曾经耕种过的故土，出现纷纷回归的“逆流”——这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简直是奇迹，不可思议。
    本来，按时间顺序，《界河》的下一步，当是回归后的农民，开始了创业、创新，走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而这，则是三部曲之三《耕楼》的内容。然而，早已年过八旬的老作家，又一次逆时间而行，写的是《界河》的前史，也就是《空村》，这似乎有悖常理。他为何会这么做，我也相当困惑，直至看到第三部《耕楼》的后记，作者似乎漫不经心地点上的一句：《空村》是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才多少有一点明白。因为，这样的警示在《界河》完成之后，对于作家想表达的思想或许更为重要。这令我引发更深的思索，老人心中的忧思因何而起，以至要回过头来去写在闭关锁国之下的一座《空村》，他要发出的警示究竟有多少现实性、科学性，又有何等的重要？
    直到《界河》完成的2011年的五年之后，也即2016年，我终于看到《耕楼》的出版，才终于有所明白。如果说《空村》是《界河》的前史，那么《耕楼》便是《界河》的后史。以时间轴为中心，一轴向前，一轴向后。
    诚然，这三部曲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易天乐、肖超和，均是贯穿始终、有血有肉，更有思想的人物，肖超和对《空村》的坚守，易天乐在《耕楼》中云淡水轻的执着，拱托起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一部史诗。
    惟有读完《耕楼》，我们才明白朱崇山为何会先回过头去写前史《空村》，再去续写作为后史的《耕楼》。因为《耕楼》已是《界河》结束后，推进了很多的农村改革之现实，尤其是全面地走向了城市化。那么，作家又有什么隐忧，促成他先去写《空村》呢？
    也就是说，城市化的进程，不正是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莫非这里边还存在着不和谐的杂音，甚至是会逆转改革的反动？而新的改革的内容又会是什么？只是平地而起的万丈高楼，农民转化为市民，从温饱走向小康之家……这似乎是见得到的，可毕竟还有更深刻的内容，更生死攸关的决断。
    《耕楼》或说这个三部曲，兴许会作出回答。
    二
    收到《耕楼》的样书，我为之一怔，好古怪的名字，从未听过，何谓“耕楼”？
    我们听得最多的，则是耕田。其义自明，因为近10亿农民就是这么耕过来的。
    也听到过“耕山”，这似乎特指某个族群，专门从事的是山地开荒垦殖，种上层层梯田的农耕。
    近年来，又听到了“耕海”，它的意义也就更丰富了，先是沿袭农耕的历史惯性，使用“耕”字沿袭耕字本身的意义，但海又怎么能耕呢？用耙犁、用锄头么？所以，这耕字已经转义，不再是本意了，面对大海，则是开发、利用，尤其是借助舟楫之功，向大海开放，向世界开放了。
    也许，有了耕海，才可以出现“耕楼”这样的新词。
    海、舟、市舶——这都是中国本原的字眼，不是舶来词。欧洲，正是借助地中海的舟楫之便，发展起了各个国家，各大城邦的工商业，以至迅速实现工业化，走在近代世界的前列。黑格尔称之为“海洋文明”，而海洋文明之中重大标志，便是商业化的城市。在中文内，“市”亦非舶来词，它意味着互通的贸易市场，所以，当宋代商业发达起来，才有了“市舶司”，专门管理、经营对外贸易，开拓市场。很可惜，由于元、清二朝，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造成这一市场化进程的中断。市不成市了。
    改革开放，我们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对市场经济的认可与推动，不知踏破了多少雷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终于，由于市场经济比重的递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推进了。
    城市，不就是由楼房组成而非耕地组成的么？简单地说，或表面地说，就是这样。因此，楼就成为城市的代表，城市的缩影。
    而从农村演变为城市，农村的主人——农民，也就意味着与时俱进，演变成为城市的主人，市民了。
    在农村，他们是耕地；改革开放了，面对大潮涌起的海洋，他们同样是耕海的弄潮儿。如今，他们当耕的又是什么呢？
    他们耕的是——楼，城市的楼房、楼盘，哪怕是摩天大楼。
    或许，作家以此为三部曲最后一部的命名，便是基于这样的历史现实。
    但仅仅是耕楼么？如果这么理解，就有负于作家的苦心了，纵然，我们可以理解，《空村》写的是耕地，却只因为是局限于耕地，闭关锁国，只能归于失败；而《界河》，同是开放了，越过界河面对大海，才有了希望；那么，《耕楼》，则是耕种一座座开放的城市，完成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这远远不够。
    三
    城市化的进程，显然不等于盖楼。
    《耕楼》写的中心事件，则是土地流转，由土地的集体化——其实已租给农民50年、70年不等，再度“收归国有”，也就是土地国有化了，是由上而下的城市化，农民自然也就“农转非”了，成为正儿八经的城市市民了。
    然而，作家却称，这是“一个深奥的故事”，并非这么简单。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1949年解放，斗地主，分土地，个人有了地；合作化了，土地又被收了回去，归了集体；及至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农民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动力，而且是主力。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任何土地的变化，都与他们血肉相连。这“土地流转”当怎么流转，这可是转的命根子呀！
    光三个字“城市化”，就足以证明发展、进步么？一次又一次的转地运动，农民的命根子怎么系住？无论任何人，都应该懂得“土地的历史，中国农民土地苦难的历史”——作者如是说，但知道与懂得，却未必能公正、公平、公开地予以对待，这却是更“催命”的事。不仅催农民的命，更催改革开放的命——它不仅仅是高楼，是农转非的农民，是小康的目标，还有更高的、更深的历史内容。
    一部作品，直面当下，看到的当不仅仅是现实。
    《耕楼》中，不曾提到“羊吃人”这一世界史上众所周知的历史。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之际，大规模圈地，让农民转变为工人，那时是一种剥夺，是新兴资产阶级几乎是用近于血腥的手段完成的一次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今天是否有“房吃人”，大规模的造房，让“农转非”，其间又有多少近似，又有多少可比性？
    小说中农民的智者，后来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易天乐，在政府推动下的“转地”中，出现大量的违规建筑，视之为“转地与耕楼的博弈”，其严重程序，“已经是刺刀见红了”。农民被迫到无家可归的绝境，能不铤而走险么？
    易天乐说：要给农民一条活路，应该疏导解禁，尊重历史，尊重法律，让农民喘过一口气来。
    作家在层层推进情节发展之际，终于说出：
    当代农民是一半耕田一半耕楼，耕田是侍弄土地，耕楼是侍弄资本，要懂得将土地转化为资本，才可以活得下去。
    与“羊吃人”不同的是，“羊吃人”中，农民是丢失了土地，被驱赶出自己的家乡，而《耕楼》，则是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自己土地上的建筑，在耕楼，自己拥有资本——他们的经济意识、市场观念与“羊吃人”时，不可同日而语。
    这毕竟是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他们早早脱胎换骨了，不再是目光短浅的旧式农民，他们的市场观念，未必比官员们差，不可以轻易盘弄或忽悠了。
    四
    这部作品，让我记住了几个关键词，历史的关键词：
    农民的智慧。
    穷人经济学。
    让农民平等地融入城市化。
    智慧、经济学、平等——这些，同样源自于当今的历史，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30年市场实践，给当日匍匐于权力之下的农民懂得了平等，交易的平等，人的平等，生而有之的平等。
    当守在“空村”的小孩青牯，成了世界著名大学的法律硕士，长大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为乡亲们的平等、尊严而战，成了令人惊诧的成功律师，为农民平等地融入城市化而使出百般本领。
    当然，要做到平等地融入城市化，多少还带点理想主义色彩，还是避免不了抗争、周旋乃至牺牲，守护着万亩荔枝地，梦中仍萦回有年年喜庆的荔枝节的付泰昌村长，在这部作品结束之际，他倒在了荔枝亭的红色柱子下，“合上双眼，睡着了，永远的睡着了”。
    带走了：“无穷的忧虑，无尽的惆怅、无望的悲悯……”
    这难道仅仅是无可挽回的田园牧歌么？
    在他之后，“荔枝节消失了”，曾拥有二万五千亩荔枝地的梧村，“再也没产荔枝了”。来接收这片土地的人并不管生产经营。
    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这是城市化打的“歼灭战”。
    书中，凭借农民的智慧，罗冈村抗御土地流转的强制措施，打的是声东击西，躲躲闪闪的游击战，成功了，于是有了规模宏大的罗冈商业广场。李屋围是土地入市，摆开架势的阵地战，一个金融中心广场拔地而起。而地处偏僻的金田村，则打的是麻雀战，出奇制胜，成就了黄金铺一条街，同样成功了。
    这都是农民“耕楼”的果实，他们懂得了侍弄土地资本。
    可梧村又怎么说呢？
    城市化当然是历史的必然进程，可怎么城市化，在今天，当有更多的改革开放内容，不同于几百年前欧洲的“羊吃人”，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变市民，如果不觉悟到更多、更新的改革内容，尤其是思想上、观念上的，那么，城市化只能徒具一个空壳。
    在当下留守儿童六千万，留守老人、妇女则更多的乡村，他们连不少土地都耕种不了，而城市化与他们的关系又如何捋清？撕裂的城乡，撕裂的国人，如果不予重视，任凭撕裂下去，空中楼阁是必会崩塌，在地面上摔个粉碎的。通过阅读本书，我们深深地感到，高官与平民，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所看到、所认为的现实，又有多大的区别？
    这将导向何方？
    五
    前边我说了，这是一部史诗，一部具备当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价值的史诗，作者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年逾八旬，却始终不曾停止自己的思考。最后一部《耕楼》搁笔，他已85岁了。
    这三部曲，留下了多少未尽之言。
    他惜墨如金，几乎斟字酌句，用的是诗的语言。一行行皆是箴言。他寥寥几笔，就把几十个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无论是高官，老板，还是农民、记者、律师，你都感受到各自生命脉搏的跳动。
    而跨度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场景，却没漏掉半块田头地角，全景式的，无论巨细，都展示了出来。
    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的是历史——美学批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学批评的广角镜”一文开始，到今天这篇评论，于是也就应了该书“后记”一句话：
    世界常常是言而未尽，未尽之言，让历史的真实慢慢去尽言罢。
    他看得太多，说的呢？
    也许他已经都说了。
    就让我们慢慢地听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