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北京，温煦的阳光微带着寒意。我们在一个周末的早晨，造访了住在京郊的谢冕先生。他的家隐在一树树盛开的白玉兰后面，鸟语花香，环境清雅。还未走到跟前，我们就望见了谢先生正立在纱门后，安静地等我们。
    谢冕先生已经85岁了。85岁的谢冕先生仍然像个年轻人。他说话的时候尤其像，神采飞扬，中气十足，并且滔滔不绝，他的语音里有着年轻人一般的诗情。有的时候，他又会突然停下来，凝神思考，表情里透着威严。他的夫人悄悄地为我们端来茶水，谢先生是福建人，酷爱饮茶，也爱以好茶待客。
    谢冕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成为新诗批评的经典文献。可以说，谢先生是当代诗歌批评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今年是新诗百年，我们特意来拜访先生，想听听他对于百年新诗的看法。谢先生托着腮帮，兀自沉思，像是在梳理思路，又像是在回顾百年新诗的历程，良久之后，他便开始了洋洋洒洒的讲述。
    重新营造了诗歌天地
    “新诗既是伟大的，又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是不相冲突的。”自1960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开始，谢冕先生就一直在为中国新诗“呐喊”。他不仅看到了新诗的伟大与荣光，而且很清晰地洞察了新诗的问题之所在。
    “新诗的成就是了不起的，新诗重新营造了诗歌的天地，这个天地不是唐人的天地，也不是宋人的天地，而是白话诗的天地。唐诗是伟大的，新诗也是伟大的。新诗的破天荒，在于敢打破古典的格式，用自由的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这就很了不起。”
    老先生顿了一顿，忽然话锋一转，“但是，新诗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新诗一百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诗的文体特点荡然无存。我们现在的诗和口头说话没有多大差别，和小说散文也没有多大差别，诗的文体特点越来越模糊，这个问题比较大。而且古人讲意境、蕴藉、神思，这些在新诗里也越来越淡，很多新诗作品读完之后感觉是大白水一杯。”
    老先生的话音里透着严厉，也透着不满：“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诗读起来要愉悦好听，要有音乐的性质。诗歌可以不押韵，也可以不对称，但是不可没有节奏感。诗如果没有节奏感，诗就不是诗了。这是诗歌要死守的一条红线。就好像不管你是主张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脱了镣铐跳舞，诗歌终归是跳舞，而不是散步——散文才是散步。”
    我们的艾青哪里去了
    谢冕先生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不仅唐诗宋词在谈话中信手拈来，就是郭沫若、戴望舒、郭小川、艾青等新诗诗人的诗作，他也是脱口而出。说到激动之处，他还背诵起了艾青的《太阳》——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老先生一拍大腿叹道：“这才是诗！这才是诗！好的诗歌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你一读这样的诗歌，你真的会身心愉快！”
    “其实诗歌没有那么复杂，关键你得带着真感情去写，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动，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那就会是一首不赖的诗。”
    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谢冕亲历过苦难的岁月。17岁时，他毅然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部队生活的锤炼，在他身上烙下了军人的特质。他始终是热情而乐观的，对社会与时代保持着密切关注。他坚定地认为，诗人应该关心世界、关心人民，关心社会的兴衰。要是连这些都不关心，整天沉浸在一己的快乐与悲哀之中，诗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很小。
    “我们的艾青去哪里了？艾青的眼泪不是为他自己而流的，而是为他挚爱的人民与土地而流的。”老先生的语气又高昂起来，“古人不也是一样啊？古诗人不只有‘春江花月夜’，还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有‘忽传剑外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诗人的心应该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与人民之中。”老先生念出一连串的古代诗词，仿佛在聆听古人真切的呼唤。
    在谢冕先生的心中，“自我抚摸”是无法写出大诗歌来的。诗人应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时代呼喊。诗人就是先驱，就是代言，就是聆听历史的足音并传递时代气息的人物。“怀有理想的诗人就是这样子的，为和平、为自由、为正义而代言”，老先生的右手在空中用力一摆，像一位摇旗呐喊的勇士。
    郭沫若是百年新诗状元
    在交谈中，我们请谢冕先生选出自己心中最为认可的三位新诗诗人。
    思考良久，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并列。”
    停了一会，又补充道：“真的要排名的话，我心中是郭沫若、艾青、徐志摩。”
    “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呢？百年新诗的大家委实不少。”
    “一百年当中，五四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从古代中国走进了现代中国。那一时期，郭沫若是诗人的代表，他的声音最能代表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他的诗歌有个性解放与民族复兴的最浓气息，即人们熟知的‘凤凰涅槃’。
    “后来到了抗日战争的民族危亡之际，艾青作为诗人的形象凸显出来，他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大声歌唱，发出了苦难中国的不屈声音。艾青不光经受了日本侵略的苦难，还经受了自己命运上的苦难。这些都可以在艾青的诗歌中读到。
    “徐志摩是纯粹诗歌精神的象征。他的创作比较丰富、实践比较多，诗歌中有很多光辉的人性表达，以及纯粹的爱情表达，他在诗歌散漫的自由体当中，和新月派的一群人，用自己的创作对诗歌予以相对规范，传达的是一种带有格律倾向的中国新诗精神。所以徐志摩的诗对诗学建设有一定价值，可以代表五四以来一批不满足于新诗过于口语化的特点，希望在诗歌美学上予以规范和建设的人。”
    生活的诗情如长江大河
    这次访谈，我们看到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依旧思维清晰、观点明确、富于激情与正义之感，依旧拥有着与诗情相伴的诗意人生。不管是新诗“盛极一时”，还是新诗“日渐边缘”，谢冕先生始终站在诗歌发生的现场，高举着诗歌批评的大旗，守望着新诗的发展与繁荣。
    这样的人，本身也是一个“诗人”。谢冕先生的胸中始终燃烧着青春的热火，读他的文章，总能让人感受到蓬勃如火的青春诗情。在他无数的著作中，我们随便抽取一段话来感受一下：
    “这一年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非常重要，它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当这一年的第一线阳光降临世界，白雪皑皑的淮海战场上，炮弹正在空旷的冰雪原野上空飞驰，连天的爆炸震惊了一个动荡的岁月。中国人在创造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长江上万船齐发，这就把春天的绿意带到了江南。”
    这是《为了一个梦想》的开篇之笔，这篇文章只是一套丛书中一个小小的序言，然而，在这随手捡拾的话中，是不是亦有大气磅礴、诗情勃发的感觉？
    尽管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但谢冕先生待人却宽容温和。当代评论家、谢冕先生的好友及后辈陈福民在《门外说谢冕》一文中这样写道：“（谢冕）习惯于认真倾听，当认为不太确切的时候，他会再追问你一次。然后，他或是频频颔首，或是发出爽朗大笑，这时候他很像一个开心的孩子。”陈福民与谢冕相处时，从没见过谢冕对别人声色俱厉地发火，“他的教养、风度，使他在最难耐时，也至多是表情严峻而已”。
    这样的描述，我们深有同感。老先生每次开口，都求有理有据。他对人总是持宽容的态度，这从他的谈吐中就能感受出来。“鲁迅先生要是活着，一定不喜欢我。”“他可能批判我庸俗，我学不到他的本事，我更主张宽恕，但如果关系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也不含糊。”谢冕先生笑道。
    从谢冕先生家中出来时，日头已升得很高，庭前的玉兰花在春风中微微摇曳，一树雪白正开得灿烂。想起谢冕先生祥和、真诚的音容笑貌，倒真是有点像这春风中的玉兰，使人亲切，使人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