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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是讲史类，较早的是以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为代表，最近则以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独领风骚。自《品三国》问世后，跟风的特别多，而且不厌其烦使用“品”字，比如说有《闲品三国》、《煮酒品三国》、《正品三国》、《品三国补正》、《品三国中的女人》、《品三国前传》、《品赤壁论博弈》等等，似乎除了用“品”就没有第二个字。 第五种是搞笑类，例如有《水煮三国》、《水淘三国》、《烧烤三国》、《麻辣三国》等，恨不得把三国当作美味大餐吃到肚子里。据我所知，《水煮三国》的销售量也创了记录，几乎和《品三国》不相上下。 应该看到，这五类三国书都是应市场需求而出版的，它适合各种不同文化层次以及兴趣爱好的读者的需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多元文化的社会就会有多元的索求，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多种类型的三国书籍的出版，确实使许多读者更难分清哪些书讲述的才是真实的三国历史。特别是有的作者，为了增加作品的趣味性，竟然将《三国演义》作为第一手的史料来引用。在这些书中既有《三国志》的材料，又有《三国演义》的内容，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极易造成误导。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三国志》，而且在许多民众的心目中，《三国演义》就是真实的三国历史。去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举办的一个节目，节目的内容是讨论能否将诸葛亮的《出师表》从中学教材中删除。 参加讨论的嘉宾有诸葛亮研究会的会长、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某党校的教授、京剧院的院长、扮演诸葛亮的京剧演员，以及《水煮三国》的作者。主持人认为嘉宾来自各方，很有代表性。殊不知，这样的组合完全乱了套，与会者各说各的，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讨论。例如，有人说当曹操率领八十三万大军从西北方向杀将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是诸葛亮借来东风，就不可能把曹操这一股西北狂飙压下去。又有人说，《三国演义》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七实三虚不符合实情。 听了这样的“高论”，不由令人忍俊不禁。大家不妨想一想，小说、戏剧、正史，三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别，如何进行讨论？颇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感觉。 我研究三国史已有二十余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续在专业史学刊物上发表有关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前年十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将一系列拙文整理结集出版。在即将付梓之际，我却犯了愁，就是书名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以“研究”或“论集”等作为书名方为得体，但由于出版社考虑到销售市场和大众读者的需求，遂嘱我尽量以活泼生动、夺人眼球的词语作为书名，思忖再三，最终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一一三国史新论》命名。 拙著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反响。这些反响主要集中在我对某些三国人物的评价上。在书中，我对三国时期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例如诸葛亮、魏延、吕布、司马昭、关羽、马超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当然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 而在时下的舆论中，只要稍对古人作出一些不同以往的学术评价，就会遭致舆论的挞伐，冠之以“作秀”、“沽名钓誉”，痛斥之声不绝于耳。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按照这种思维定势，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界泰斗替曹操翻案难道也是错了？“文革”前和“文革”中，人们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乃是帮助满人屠杀自己的汉族同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洋务运动是崇洋媚外，是卖国。而现在，这些被颠倒的历史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总而言之，我觉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很复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需要反复的历史考量。 中国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不受到封建正统观，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文革”时期，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是有偏差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评价历史人物爱走极端化。某些历史人物一旦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之后，就被神化、圣化，如同一块白璧，在他们身上似乎找不到任何瑕疵。 英雄人物“高大全”的现象不仅在“文革”中存在，在古代社会也是存在的。例如，在三国历史中，就有二位人物被世人顶礼膜拜。一位是诸葛亮，他被塑造成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忠君的典范。另一位是关羽，被塑造成集文韬武略，忠义仁孝于一身的武圣人，甚至和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子并列。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今世，英雄人物都有缺点，不可能完美无瑕。从艺术虚构的英雄人物来看，《亮剑》中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倒是可信的，可爱的，而八个样板戏塑造的英雄人物，就不可信，更不可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