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路遥完成长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再度回忆《人生》结尾引发的争议时，路遥提出了一个如何在世界视野中理解城乡关系与中西关系的看法：“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但“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的共有的问题。”“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1]不仅是高加林，改革时代的中国同样站在世界格局的“交叉地带”中，个人面对城乡差别的态度，其实也是民族国家面对现代化程度差别时必然遭遇的挑战。
    城乡之辩实乃中西之辩。路遥的判断隐含了1980年代与“五四”时期逐渐同构的现代化意识[2]。尽管路遥站在乡土中国的立场上为农村辩护，但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认识还是基本对应于“现代/传统”、“文明/愚昧”的价值等级，并扩展为“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正如研究者们常用“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对立来概括路遥等乡土小说家们的现代性焦虑，在这样的认识框架里，为乡村唱一首挽歌成为必然，路遥的上述发言就只能被理解为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为乡村争取同情。
    然而当路遥使用“第三世界”、“全球的农村”等词汇时，其世界视野里也潜藏着另一种历史记忆。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主张与“第三世界”理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认为“由经济落后地区构成的‘革命农村’必将战胜欧美发达国家构成的‘城市’。”[3]亲历农村落后贫瘠的路遥当然不会再迷信革命的乌托邦，但一方面，这种认识的确为新时期如何从中国自身关于城乡建设的现实问题中校准“现代意识”提供了历史参照；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构成了“前三十年”文学实践中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基础。例如如何叙述城乡差别、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手法的优越性等，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路遥在新时期继续思考的。
    路遥接下去为现实主义一辩，正体现了上述关于城乡之辩、中西之辩的双重视野：
    “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画不好圆圈的‘高大全’。”[4]
    路遥并非完全排斥现代主义，他所反对的是一种时代风潮，即用社会形态与发展程度的“发达/落后”，来判断文学形式的新旧高下，实则与1980年代城乡之辨、中西之辩共享着同一套现代化意识形态。路遥有意用“新的‘高大全’”来批评新潮文学，否认现代主义相比现实主义的先进性。所谓“穿了一身牛仔服”让人想到城市新青年的现代派律动，“披了一身道袍”让人想到大谈儒释道文化的寻根派，而“永远画不好圆圈”难免让人想到马原等先锋小说家们的“鬼打墙”。
    由此可见，路遥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趣味的问题，还意味着他如何与新时期诸种意识形态对话，表达他自己关于城乡关系与中西关系的认识。而正是这些思考决定着路遥式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追求和内在困境。
    一、路遥与贾平凹的1986年：在“农村改革”与“乡土寻根”之间
    出道以来便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路遥与贾平凹的1986年有着许多交集。年初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李金玉到陕西组稿，本来是盯准了贾平凹的《浮躁》，不想《浮躁》手稿已被作家出版社约去，最终带回《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两部长篇小说都写农村改革，同样从“文革”时期写起，写时代变局中的家族冲突，写农村青年的人生路；《浮躁》中的主角金狗与高加林也有着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又都有一个姑娘，如巧珍留守在黄土地上，如小水栖居在州河边，为浪子回头保存一个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两部小说都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手法上一实一虚，《平凡的世界》如原题《普通人的道路》所示，不慌不忙地铺叙苦难幸福交织的各色人生，贾平凹则抓住“浮躁”这一意象，着力营造州河边人们看似安分生活中的暗潮涌动。
    有趣的是，对这两部小说的评价越来越呈现出分歧之势。面对80年代中后期新潮文学的强力挑战，批评家虽然都强调两部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拓展，但方向上已有所不同。如李星所说，1983年以来文坛“重客观、面向大众世界的反映论遭到批评，重主观、面向自我的表现论受到推崇，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直觉主义、神秘主义，成为许多作家竞相追逐的目标。这不能不在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目标的路遥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5]。在对《浮躁》的批评中，尽管李星同样指出“作家主观认识和情绪感受在作品中不断地积极介入”，似乎背离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秩序，但关于这种主观意志究竟是什么，却开始与贾平凹的“民族审美意识”等文化主题联系起来，显示出撇开现实主义成规阐释《浮躁》的可能。这种新的方向很快在“寻根批评”中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例如：“‘浮躁’已取得了某种形而上的本体论的品格，就像西方现代主义的‘荒诞’一样”[6]；小说设置了和尚和考察人两个特殊叙事视角，“一出世，一入世。……‘儒禅互补’，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交叉。”[7]——一旦抛开现实主义成规，《浮躁》作为农村改革题材的客观再现，自然不如它表现文化冲突的象征主题更受批评家亲睐。而关于贾平凹作为“文化苦旅者”[8]的形象塑造，更让《浮躁》获得了比同期改革小说都更胜一筹的文化深度与哲学意识。
    事实上，与路遥强烈“要求”批评家一道坚守现实主义阵地不同，贾平凹在《浮躁》序言里写到：“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 [9]尽管贾平凹并没有把现实主义一竿子打死，还提出要借鉴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形式；但是，当他着眼于“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时，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讨论重心，已经不再是如何记录时代，而是如何在与西方对话中建立“文化-民族”的主体性。
    1986年初陕西作协分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和《笔耕》文学研究小组召开讨论会，与会者普遍赞同陕西作家急需在“现代意识”方面有所提高，而如何评价贾平凹的近作成为讨论热点。费炳勋认为，所谓现代意识“总的一个精神是反传统，冲击历史惰性，在世界范围内，能在当代最新理论水平上看现实、看历史”，而贾平凹较早有对这种现代意识的主动追求，不仅敢于尝试性爱描写，还调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形式。但白描马上批评了这种看法，“现在谈现代意识，较多的是从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从性意识、文化意识角度去谈”，太简单了，现代意识应该是对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的整体把握，例如《人生》的结尾被批评为观念陈旧，反而才是路遥对现代生活的清醒认识[10]。费炳勋认为贾平凹更具现代意识，是因为他首先追随西方的“现代”眼光，预设了中国文学所缺乏的现代内容。相反，白描则认为要从中国内部的改革现实来判断。当寻根文学主张“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1]时，在路遥的判断中，并不存在一个先于自我、具有普适价值的“现代”观念：“什么叫咱们的现代意识呢？我自己说一个观点，什么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文化精神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东西，然后让西方人学习，让西方人感到惊讶，让他们感到我们的这些东西是先进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具备了成熟的现代意识。”[12]——在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中，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不仅仅是以特殊性的保留，来抵抗西方的普遍价值观，更是要在自身历史展开的具体过程中生产出普遍性，去改变由西方现代性模式界定“何为普遍”的规则。
    路遥曾提及1987年访问西德时与作家伦茨见面的一段小插曲：
    “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来说，他是资产阶级作家，但他对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不是排斥的，他们也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他和你谈话的时候，可以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列宁的语录，而且认为那段话讲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说，人家对整个世界文化，吸收其精华，具有一种特别博大的胸怀。人家选择好与坏是根据一种标准，而咱们是一种潮流，根据潮流评判好与不好，潮流认为现代意识某一方面是好的，大家就都以为好，其他人跟在后边就是个跑。”[13]
    路遥以资产阶级作家征引毛语录的例子驳斥人们关于现代意识的狭隘理解，尽管没有着眼于冷战政治的背景，但也多少暗示出1980年代的“政治无意识”——随着新时期走向世界的现代追求越来越强烈，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与文学遗产被认为是过时的，看似以“现代”为名，恰恰放弃了自己对好坏标准的理解与把握。虽然路遥对中西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刻意强调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维度，但拒绝以“潮流”论，仍使他能在新时期现实主义传统受挫时，对50-70年代书写城乡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有效性有所保留。
    因此，同样是理解改革时代“浮躁”产生的原因及其克服方式，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仍倾向于从把握当代史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与内部逻辑出发，贾平凹却明确了文化阐释的方向。在写作《浮躁》时，贾平凹曾仔细阅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西方人重灵魂，因而高扬主体精神，中国人则重躯体、重人际，缺乏个性意识[14]。正是这段中西比较启发了他对改革初期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心态的理解：“中国文化说到底是消灭个性的。现在开放，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就是强化过程。强化过程是慢慢来的，不是很明了的，但他又是很自觉地，在大潮中每个人都要受到种种冲击，然后就产生种种的情况，就要产生笼而统一的一种浮躁情绪。”[15]
    从后来的新时期文学发展看，贾平凹显然占据了时代先机。在蔡葵归纳的改革文学三阶段论中：从初期写改革家孤单英雄式的路线斗争，到四次文代会后更着重写普通人自觉的改革意识，再到1985年后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探索[16]——从侧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农村改革题材，转向文化阐释学视野中的“乡土中国”主题，路遥对现实主义的坚持，正是他不急于“转向”的态度表达。
    二、路遥与柳青“重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漫长的十九世纪”
    如果说路遥对在中西文化比较思维下处理城乡关系的方式有所保留，因而在文化寻根视野引导的创作潮流中“落伍”；那么始终强调以柳青为师，更使他必须回应已1980年代已不同于“前三十年”城乡之辩与中西之辩对“柳青传统”提出的挑战。
    事实上，新时期的“柳青重评”现象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城乡关系认识的改变，也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1980年代的展开方式，及其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危机。77、78年间重评柳青，主要是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但随后两年农村改革推进历史反思，则引出了《创业史》叙述合作化运动的真实性问题。此时期重评一面减弱《创业史》的阶级斗争主题，一面突出柳青的人格魅力，并主要从美学原则而非党性原则方面，概括柳青的现实主义特征[17]。1984年3月1-7日，路遥参加了由《文艺报》、《人民文学》编辑部在涿县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会上大家充分肯定《创业史》等作品，但又特别提出，应当重申1962年大连农村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经验。之后的柳青重评，即挪用了大连会议前后严家炎批评柳青的思路。
    “文革”后现实主义权威的修复，是通过回收“十七年”中被压抑的现实主义理论来完成的，并建立起一个“十七年-文革文学”中存在大量伪现实主义的历史叙述。这种策略虽然相对克服了政治实践失败带来的危机，但是关于新的“真实性”标准，又以“反政治”或“非政治”的内涵为前提，愈发强化了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压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话语体制更为复杂的“政治”内涵。这里的“政治”不仅是指外在的党性原则与政策制度，更是一种以美学方式渗入到革命主体与阶级认同塑造过程中去的政治实践。例如严家炎认为柳青是根据政策需要塑造梁生宝，违逆了艺术真实[18]；柳青却以为梁生宝才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真实”的农民形象，反映了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需要[19]。尽管新时期初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周扬在起草四次文代会报告中谈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时，就曾四次摘录柳青[20]，但在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表述中，已经逐渐偏离“阶级政治”与“群众政治”的历史内涵。以此为现实主义正名，即使其权威性被暂时保留，随着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知识谱系的完备，也必然遭遇新的危机。“因为现代主义所理解的‘真实’，并不能通过反映现实生活便能找到，‘人’的主体甚至还受到质疑，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80年代后期更是名存实亡”。[21]1988年《上海文论》以宋炳辉批评《创业史》一文打头阵“重写文学史”，即是一例。
    当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为现实主义辩护，强调自己“第七次阅读《创业史》”时，其实已经分享了上述“重评柳青”以及1980年代“回收十七年”现实主义传统的方法和思路。正如杨庆祥所论，尽管路遥不合时宜地尊柳青为师，“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柳青关于农村变革的书写实际上更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它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现实主义’带有实验性质和‘反抗现代性’的全球视野。但是，在路遥这里，因为政治实践上的失败，现实主义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它开始失去其构建一个‘新世界’的内涵，而回归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带有原生态的写作观念或者创作手法的意义上去。”[22]
    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路遥把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与柳青并置尊为自己理想中现实主义的文学典范。这其实带出了两个问题：二十世纪在苏联确立并发展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反思与超越关系？如果是，路遥是否误读了“柳青的遗产”？贺桂梅认为，“路遥是全面地撤回了十九世纪，但这个十九世纪是包含了《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那个带有浪漫主义的、塑造了一个积极的个人主体的十九世纪”，而不是狄更斯式的批判的19世纪。在贺桂梅的分析中，路遥更强调个人价值与个人奋斗，即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环境的对抗中才能成为主体，高加林和孙少平几乎都是“有点像原子化的主体”[23]。然而，如果从路遥整个创作发展来看，路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遗产的继承，又绝非完全的偏离。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一次调整与转向。路遥用孙家兄弟的人生模式，否定了高加林或者说于连式注定失败的个人主义哲学。孙少平的苦难哲学始于知识启蒙后的个人追求、终于煤矿工人集体的精神互助；孙少安的家业理想始于解放个体经济的盖房娶妻、终于参与乡村公共建设的光荣。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很难说《平凡的世界》只是简单回归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脉络上去；而以柳青的现实主义遗产为中介，更不能说路遥完全没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农民-农村”革命为根基的历史记忆与阶级意识。
    这或许才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当路遥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柳青的现实主义遗产合法接续到1980年代时，也抽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不得不面临新一轮经典重评中“纯文学”标准的质疑，但他又的确将柳青式现实主义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而形式不是一个能被任意填充的空壳，它曾携带着的历史经验可以被重新激活。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叙述他如何构思与创作《平凡的世界》，多师法柳青。比如不依赖情节，用典型人物来结构长篇，把个人生活故事放到总体社会分析中去理解。再如柳青写人物思维活动时，常掺入叙述者的理论思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关于苦难的认识也混合了叙述者的声音，尽管这些人生格言不再具有革命时代的政治理想，但也使得路遥不会像后来新写实小说家刻意保持零度叙事那样掏空了文学改变世界的叙述冲动。路遥特别强调“读者”问题，即使缺少柳青时代文艺“大众化”的阶级内涵，但反对艰深的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也使他为1980年代后期日趋精英化的文学提供了反例。而最重要的是，路遥不断强调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要以此为基点来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路遥由此呈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丰富性，不仅包括“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影响后注重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现实主义，同样包括了“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
    因此，当后来的读者笼统地把《平凡的世界》与《人生》都读作“个人奋斗”故事时，并不是因为路遥退回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与社会图景，恰恰是因为人们用对自身历史处境的感知方式与精神需要，把路遥的现实主义窄化成了一个十九世纪版本。无论是用批判现实主义针砭“制度之祸”，还是赞美个人意志与理想主义精神，这种1990年代以来为路遥正名的“励志型阅读”[24]，都更强调社会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在批判不平等的阶层差别时，又并没有提出打破固有等级秩序的价值判断。正如汪晖指出1990年代“看起来与‘漫长的19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中国经济崛起，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传统工人阶级解体，新的农民工主体形成，市场将人们变成以金钱交换劳动的雇工，“那些构成19世纪之特征的社会关系重新登场，仿佛从未经历革命时代的冲击与改造一般。”[25]在这样的时代感中，路遥及其现实主义在经历1980年代的边缘化后仿佛又获得了新生，但必须看到，这种读法本身也限制了路遥的意义。如果割断路遥与“革命的二十世纪”的联系，割断1980年代现实主义对柳青传统的继承与变异，就不能更有效的反思那种批评路遥“过时”的文学观与历史观，也就难以看到身处1980年代这一过渡阶段，路遥所提供的另一种文学想象与历史意识。
    三、路遥式现实主义：分裂时代的整体观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以城乡之辩、中西之辩为背景，捍卫现实主义的时代使命，实际上也启发我们从城乡、中西之辩的角度，去分析1980年代现实主义由盛转衰的原因和后果。
    在“文化热”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一套关于中西之辩的新的认识论，逐渐取代毛泽东时代基于国际共运与“第三世界”理论的中西之辩，理解新时期城乡关系的视角，也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现代”、“愚昧/文明”的认识比较。因此，新时期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农村改革，才不断深入到文化寻根视野中去挖掘。从1980年代现实主义自身展开的逻辑来看，虽然“回收十七年”的策略最初有效修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统治地位，但就像50-70年代有关城乡之辨、中西之辩认识有效性的丧失，如果不能合理转化现实主义传统原有的政治构想，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验出发去理解中西、城乡之辩，并提出能更好表达这一经验的文学形式，就将不得不接受新潮文学同样以“先进/落后”为名对现实主义“过时”的宣告。
    雷蒙德·威廉斯指出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衰落，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分裂成了“社会”小说与“个人”小说，破坏了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最为成熟标志的“整体观”：即认识到“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影响到最内在的个人经验”，“事实上我们既是人，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现实主义小说显然需要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构成这种共同体的个人不是只通过一种关系——工作关系、朋友关系或家庭关系——而是通过许多种互相勾连的关系连在一起的。在二十世纪，要找到这样一种共同体，显然很困难。”[26]威廉斯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思考1980年代文学的展开过程。如果说站在50-70年代文学的延长线上，1980年代文学仍始于提供一种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知识，那么，这种整体观最终还是趋于分化。在先锋小说那里，社会变成高度个人化的心灵景致或破碎体验，在新写实小说那里，个人成为公式化社会生活的载体，而这种无力感在1990年代越发明显。文学要如何表达一个碎片化的历史情境中的特殊经验，是不是有可能提供另一种安顿人心的整体想象？路遥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到路遥是如何在实质上背离了柳青，又最终在形式的保留中回到柳青。按照威廉斯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括的四要素，在人民性、党性与理想性方面，路遥都已经与柳青的时代隔开了一段距离，但在典型性方面，路遥却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人物塑造上追求“具体的普遍”；在历史观上强调从社会总体关系的变动中把握现实发展的规律。在前一个方面，路遥小说非常关注个体的人的命运，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脸谱化的倾向，但已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按照集体主义或阶级意识塑造人物的艺术原则。路遥的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存在，阅读时让人感受到的不再首先是与国家或阶级相关的宏大叙事，而是与己相关的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在许多批评家和读者看来，这一点正是路遥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但路遥也并没有停留于写个人性，与当下文学写作中求新求异的小说人物不同，路遥的每个人物都蕴含着普遍性，他们演绎着并不波澜起伏的寻常人的生活，这种普遍性不是一个个具体人生的叠加，而是经验事实背后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生命的质的问题，是只有在“大历史”探测下才能显影的“真实”。
    当批评家质疑路遥的恋土情结，认为他回避了对城乡二元制度的明确批判，一方面的确洞察到路遥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忽略了路遥对城乡之辩、中西之辩的主动出击，他的笔触不是跟着既有的价值判断走，而是要深入普通人的感情世界，去呈现他们认识农村、认识乡土中国命运的的更多可能。这一点正对应于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虽然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毒疮，并以人道主义理想创造出具有主动性和高尚道德的人物，但是“正面人物依旧是某种不完全明确的、尚未最后形成为社会典型的东西”，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的积极性和生命活动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得到了具有原则意义的新的补充和新的内容。以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为目的的从事改造的积极性和行动，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最主要对象。”[27]
    路遥文学世界的重心显然不止于揭露社会问题、批判制度之祸，他从生活于制度中的人们写起，写他们为物质生存和精神需要自发的生活，又从这种自然展开的生活形式中提炼出一个理想形态。这里面当然有他对自己身处时代的乐观情绪，有他这一代人无法超越的认识局限。但也正因为如此，路遥的现实主义不是对观察到的经验现实的直接复制，他既追踪了“改革”的历史走向，又仿佛在预见到改革的现实问题之前，试图凭借他笔下人物的“理想”人生，提供了“改革”的另一种历史镜像。路遥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中，旧有革命意识形态建立的意义秩序瓦解了，暴露出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结构性危机，而新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整合社会分化的方案。路遥有其不可跳脱的时代局限，但他粗糙却又杂糅了各种写作资源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毕竟保留下了探访历史踪迹，并重新思考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可能路径。
    [1] 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散文、剧本、诗歌、书信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2]冯友兰在《辨城乡》一文中说：“对于英美等国来说，整个底中国，连带上海南京在内，都是乡下；整个底英美等国，连带其中底村落，都是城里”，而之所以英美诸国占据优势，皆因其工业革命发端的社会类型发展所致。尽管冯友兰反对全盘西化论，但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问题上，就像农村必须完成城市化，中国也必须以“欧化”的现代性道路摆脱文明被殖民的劣势地位。参见冯友兰：《辨城乡》，《新事论》，《三松堂文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29页。
    [3]【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引自《路遥全集·散文、剧本、诗歌、书信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5]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花城》1987年3期。
    [6]徐明旭：《说“浮躁”》，《文艺评论》1987年6期。
    [7]刑小利：《<浮躁>疵议》，《小说评论》1988年1期。
    [8]《浮躁》发表后不久，周介人评述说“贾平凹是文化的苦旅者”，“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文化化’的贾平凹”。参见孙见喜：《贾平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汪曾祺也说过：“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读老子，读庄子，也读禅宗语录。他对三教就留、医卜星相都有兴趣，都懂一点。这些，他都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理解，来探究的”，也正因为如此，《浮躁》写文化心理嬗变，就没有停留在写乡镇企业的隆替上，“这样，这本小说就和同类的写改革的小说取了不同的角度，也更为深刻了。”参见汪曾祺：《贾平凹其人》，《瞭望》1988年50期。
    [9]贾平凹：《浮躁·序》，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0]《当代小说发展与陕西中篇创作》，《小说评论》1986年3期。
    [1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
    [12] 13路遥：《文学·人生·精神——在西安矿业学院的演讲》，《路遥全集·散文、剧本、诗歌、书信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13]
    [14]金平：《由“浮躁”延展的话题——与贾平凹病榻谈》，《当代文坛》1987年2期。
    [15]贾平凹：《与王愚谈<浮躁>》，引自《贾平凹文论集·访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页。
    [16]蔡葵：《反映改革小说的悲剧美》，《文艺评论》1987年2期。
    [17]张军：《流动的经典——对柳青及<创业史>接受史的考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9页。
    [18]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3期。
    [19]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期。
    [20]关于周扬起草四次文代会报告提纲及其引用柳青的段落，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纪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12页。
    [21]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22]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6期。
    [23]贺桂梅的这段论述出自“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研讨会发言，引自《重读路遥》，程光炜、杨庆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24]黄平认为在90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中，孙少平们的“劳动”被轻易替换成了以承认既定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奋斗”，但回到社会主义关于“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知识谱系上，孙少平绝对不是“拉斯蒂涅”的延续。因此，“‘励志型’读法可以被视作‘90年代’的一个发明，以‘心若在，梦就在’之类修辞方式，将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化为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地转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畅销。”同理，如果用19世纪现实主义来理解路遥及19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倾向，不重视社会主义美学对19世纪人道主义话语的批判，对路遥的文学评价就很难超越这种“励志型”读法。参见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5期。
    [2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页。
    [26]【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307页。
    [27]【苏】伊瓦宪柯：《论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引自《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