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长篇新作《平原客》系其“平原系列”之作。作品仍旧延续着作家冷峻的思考、严肃的笔法和满腔的热血。小说既有回望自己人生历程的书写，也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更有对养育他的那片土地深沉的爱的表达。平原客之“客”既是当地的一种尊称表达，是乡土文明的印迹，也可谓人是世间匆匆过客的哀叹。
    小说成功塑造了李德林和赫连东山两位“失败者”形象。李德林的失败包括婚姻的失败和信仰丢失的理想溃败。李德林的一生有过三次婚恋，却均以失败告终，而且，随着婚恋的失败，他的人生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他的婚姻的失败有其特殊的缘由，由此隐喻了城乡二元对立，城乡对立衍生出新的城愁与乡愁。虽然离乡多年，甚至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在骨子里，李德林仍是一个农民。婚姻悲剧的原因是城乡之间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的差异。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与他自己骨子里的农民情结有关，这既是一种不可割舍的乡愁，同时也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象征。李佩甫对乡土表达了一种比较矛盾、复杂的态度。是乡土成就了李德林，同时又是乡土毁了李德林。在婚姻失败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彻底走向毁灭，一度以服务农民为己任的博士，在当上副省长以后，却沿着人生的歧途越走越远，这种转变也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关，直到李德林被执行死刑，彻底完成了信仰的颠覆。
    除了李德林，小说对赫连东山的塑造也十分成功。在整篇小说中，赫连东山一共处理了四个案件，并成功破获，但是他所收获的却都是“失败”。赫连东山脑出血之后蹒跚的脚步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对现实最有力的叩问。当然，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并不局限在高官等特殊人群，而是将范围扩至每一个普通人，是一部“人民的批判书”，在生活列车高速运转的当代社会，所有人都在变，且不可逆。
    在形式和技法层面，李佩甫延续“双板块结构”的写作模式，小说分别以李德林和赫连东山为中心交叉叙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但同时又指向同一个主题。李佩甫一直坚持现实书写，《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等都是对现实的深刻描摹。“特定环境中的至高无上者”“年轻一代的叛逆者”和“社会底层的逆来顺受者”等形象的塑造，笔触都指向现实，《平原客》对“花世界”集团、“梅庄”的描摹着力点也在现实批判。作者聚焦于反腐题材，故事也是有原型的，但是并不只是写腐败而已，他的笔触伸向了更深层次的一面，那是关于人的灵魂的书写，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人性的拷问。
    李佩甫写的依然是他心中的“平原”，是“人与土地”的对话。小说的题记“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在正文中出现了三次，出自于《圣经》的题记传达出一种宗教感和哲理性，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思考。李佩甫说过，平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他的精神家园，也是他的写作领地。“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在《平原客》这篇小说中，这种疼痛感表现得最为明显。李德林一步步走向毁灭，既是现实批判的需要，也是对人们失去对土地热爱的失望与痛心。尤其是对生态破坏的着墨更是如此，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树木，污染的空气等都是作者深感痛心的地方。在李佩甫的很多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在描写植物、河流、民居、风俗等，这些环境旁白并不余赘，而是发自对其真切的热爱，他是用笔在亲吻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
    李佩甫一直在探寻城乡文明的关系，对乡土文明的溃败深感惋惜与痛心，对都市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批判，但其立足点并不仅仅是批判，而是超越批判的思考，是一种哲人式的叩问和理性化的思考。李佩甫爱土地、写土地、思索这片土地，小说中的李德林不断追求婚姻，一次次失败，坚持理想，一路打拼，但最后走向毁灭;赫连东山用心办案，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仅仅将其归结为城市文明的冲击是远远不够的。小说中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思索，正是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之爱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