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以书话闻名。姜德明先生对书话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当代在书话的写作上，黄裳可称独步。相比其他的一些书话写作者，黄裳是把书话当作美文来写作的，这并不是说他在版本和考证方面缺乏功力，相反的是，他收藏丰富，又精于明清书籍的版本知识，眼光和见识也都是不凡的，但他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乃是他能把书话当作一种文体来经营的。这一点，我是在他的文章中屡屡得到了证实。在他的文章《海滨消夏记》中，对此就有过很好的谈论。这篇文章写了他对于历史学家陈垣著作《通鉴胡注表微》的赞叹，并由此引申了他对于文章做法上的见解：“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按照今天的通常概念，散文的范围已经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仿佛只有某一种讲究词藻、近于散文诗的抒情写景之作，才可以称为散文。其实按照过去的传统，无论中外，散文的门类和风格都非常繁复，并不如此单一。即以史学著作而论，我们就曾有不同风格、色调的散文名篇在。记事、议论……即使科学性很强的著作，也完全不妨碍它成为美文。”
    黄裳的散文之所以令人神往，乃是他的散文有一种蕴藉之美，十分的耐读。我读他的书话散文既久，慢慢地感觉到他的散文的一种内蕴，其在专精于古籍版本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沉郁顿挫”的美学意蕴。这种沉郁顿挫的美学效果，细细读来便是黄裳在他的书话文章之中，有着一种个人体验式的沉思与批判，由此延伸到他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态度，而并不只是一种风雅事情。诸如作为一位爱书人，他常常能够由书之收藏和流散来见识时代的文化气象，这是弥足可贵的。记得读过他的一篇名为《祭书》文章，印象十分深刻。那篇文章写他在文化动乱年代的一件旧事。某日，他正在干校里当水泥小工，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上头来了通知，要求他马上回上海的单位去报道；第二日，他遵命去单位，先是被大声地呵斥，接着告知坐在门外的他，“要按政策没收他的全部藏书”。然后，三十多条大汉和两辆运纸卡车便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他的住所，并以一个上午的时间把他的全部印有黑字的本子用麻袋装上，运走了。在查抄的过程中，他曾向一位头头提出，是否可以留下一份目录呢？那位头头向他大喝了一声道：“嚣张！”
    文革灾祸刚熄，黄裳经过一番努力，他的部分藏书终于又回到了身边。他便根据这些归来的藏书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而经历这番荒诞屈辱之经历的读书人，笔端难免带有感情，难得他又能很克制地写出自己的见解。在《黄裳书话》的后记中，他这样写道自己在劫后重生时的读写之事：“二十多年前，我的藏书被抄没了。免不了时时想起，闲时就从记忆中抄下些亡书的依稀印象，写成一册《前尘梦影新录》。因为无书可据，回忆也只能是简短的，但更多涉及了得书的经过、书林琐事，颇近于传统的题跋。又过了十年，藏书少少发还，旧友重逢，杂欢喜之馀，就开始动手写读书记。我平常也写些杂文，而写杂文不免要触及时弊，转喉触讳，吃力得很。这时就索性在旧书里找资料，古人已死，说些怪话也不会引来过多的麻烦。时日虽迁，而旧谱无恙，往往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这就使读书记多少脱离了骸骨的迷恋，得见时代的光影，免于无病呻吟无聊之讥。”由此可见，黄裳对于他的写作是非常清醒和自觉的。正如他评价那个领导训斥他的“嚣张”这个词语时，那其中是有着一种“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的。
    类似这样书之归去来的叙述和感慨，在黄裳的书话文章之中，可谓尤其特别，常常读来令人为之低回。其中不少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书林佳话的。此处不妨略举二例，其中一个便是他在文章《爱书者》中写道了著名的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的事迹。他说周老先生与其他藏书家之区别，乃是特别重视和懂得残本的重要。许多珍贵的古籍因为种种原因，分储数地，周老能先后收得，剑合珠圆。而周老的藏书题跋中，也常会流露出一种别样的深情。诸如黄裳很赞叹周老在《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名号归一图•年表》一书后的题记，便是写了这种珍本重逢的缘分：“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十三、卷廿七至卅，计六卷。越岁辛未冬复从肆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计廿三卷，旧装未改，居然璧合。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因急访之北平，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故都入海，渺不可追矣。……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嘉定徐氏藏岳科《左传》一卷，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予闻之，不仅惊喜过望，此正予本所逸，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今岿然犹在人间也。”
    对于一本书的搜求，已经可以用曲折离奇来形容了，而其中的每一因缘都有浓浓的情感充斥其中，但更令黄裳为之赞叹的，还有此跋之后的几行文字：“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后，遂检前得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二卷，归之故宫。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辩》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仇邪！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对于周叔弢老人的此一举动和情感，黄裳则有如下论之：“好书一定要聚合在一起，不能听任其分崩离析，至于藏在自己家里或国家图书馆中，那是不必计较的。当然书去之日，还是不能不惘然。这正是人之常情，但比起钱牧斋买宋版《汉书》时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的情感，却不知高出多少了。也正是出于这种情感与认识，他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保藏。这是一个真正爱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诸如这样的议论和评价，也还出现黄裳对于郑振铎、阿英、唐弢等人的评论之中，而这几位藏书家和爱书人对于黄裳，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但在对待书的归宿上，他却是别有一番态度的。
    黄裳的藏书在“文革”后得以陆续送还给他之后，有位前辈曾经劝其也将这些书籍捐给国家，然而黄裳却是断然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黄裳没有多讲，但想来与他遭遇的那些诸如“嚣张”之类的经历有关的。但如果因此而认为黄裳乃是寡情之人，也是很不正确的。我曾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名为《先知》，其中写得便是一个完璧的佳话，也能从中看到书之离散以及背后的温情。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己在购买线装书之前，曾有好几年热衷于搜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版本书。文革后发还给他的旧书之中，有一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先知》，是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的精装本。这是一本黑布硬面精装的小书，其他别无装饰，只在书脊上端粘着一块小纸片，印着：“冰心：先知”。黄裳说这是冰心的译本，而更为值得爱重的则在于，这还是译者的一册手校本，而在其扉页上还有冰心的一段钢笔题记，如下：“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有趣的工作。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 冰心”
    对于这本书，黄裳还特别强调此书是用米黄色的道林纸印刷的，中间插有铜板纸印的插画，而校改则是用紫色墨水写的，其中还曾夹着一些用紫藤花编的精巧的小小花环。虽然此书十分珍贵，被黄裳称之为他的所收藏的新文学书中的“白眉”，但在归还他之后，还是决定把这本《先知》托巴金寄还给了它原来的主人。收到了此书的冰心很快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写道：“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黄裳的这篇文章写于文革之后，定稿于一九八O年。这也便是我所读到的另一则关于书之归去来的佳话了。也由此，我也便多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诸如他在文章《书之归去来》中便曾颇为动情地感叹道：“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只是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版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
    诸如上述的这种有关书之收藏和离散的记述和感慨，在黄裳和书话和书跋之中，乃是颇多的，这是他与其他善写此类文章的藏书家所不同的地方。在黄裳的心中，他岂止是把这些旧书当作珍贵的东西来对待的，而是作为亲人、朋友乃至孩子来善待的，因此充满了深情，写来笔端也常夹杂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情绪。关于黄裳的书话散文，我是买过很多不同的集子的，若集合起来，也是洋洋大观了。后来我忽然想起他还曾编选和出版过一册《黄裳书话》，自己却并未收藏，于是便急急在网上买了一册，而且还是签名本。这册《黄裳书话》1996年10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距今已二十年矣。此书由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策划和主编，制作甚是精良，全书23.5万字，32开本，印刷10000册。但我买到的这册签名本却甚是特别，他是黄裳1998年春天签赠给陈梦熊的，扉页的题赠以蓝色的钢笔字写成。而陈梦熊收藏的这册《黄裳书话》也是特别，全书用牛皮纸包封，品相极好，封面和书脊也都用毛笔写了书名，且在扉页上盖有陈梦熊的藏书印：“熊融藏书”。而我在翻阅全书之时，还在第三辑的插页上又看到了一枚藏书印，可见藏者之用心和偏爱。
    陈梦熊是什么人？孔夫子网上的旧书店介绍此书为“名人签赠名人”，故而书价甚昂，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心购下了，而旧书店的介绍此位陈梦熊为新月派诗人和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的弟弟，但这位弟弟陈梦熊却又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也是颇有成就，生前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水文地质学家。难道黄裳会把一册极为文雅的书话散文著作送给一位科技工作者，我表示怀疑。后来我又在网上查阅一番，终于才发现这位陈梦熊先生原来也是上海的一位学者和藏书家。上海作家韦泱曾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纪念这位已逝的藏书家的文章，我读后更证明了此书的真身：“梦熊是我见到为数不多的真正爱书之人。我粗略估算，他的藏书在万册上下。这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每本书均用牛皮纸包装，像小学生包教科书那样，包得整体、严实、干净，还在包装的书皮和书脊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书名及作者；二是每册书的扉页下端，都钤上一枚‘熊融藏书’（笔名）的藏书印。近二三十年中，他搬了六七次家，可珍藏的书籍、友朋的信札都保存了下来。这甚为不易。翻阅着这些新若未触、保护完好的旧籍，不能不令人陡生敬意，心中叹道：每本书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哪！”
    除了爱书和藏书之外，这位陈梦熊先生其实还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倾心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曾出版研究专著《<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和《文幕与文墓》等。关于这位陈梦熊先生的介绍十分寥寥，但我还是偶然在《温州读书报》上读到柳和城先生的文章《忆“提携人”陈梦熊兄》，其中也谈到陈梦熊与书的悲欣往事：“他曾莫名其妙受‘胡风案’牵连，坐牢一年多，藏书全被毁。‘文革’中梦熊兄更惨，藏书先辈窃，后被查抄，人被批斗，先前的书友‘划清界限’，不得不写‘绝交信’等等。总之，为书而遭厄运。他对家庭变故也不忌讳，都因为那几场运动和他钟爱的书。”“文革”后，陈梦熊又恢复购书和藏书，但他居住的屋子太小，只能把书藏于床底下，王遽常先生曾称他为“床书家”。他还写过一篇《我的藏书厄运》，屡述书之流散。对于陈梦熊先生身后藏书的情况，柳和城颇生感慨：“如今被拍卖的大批盖有‘熊融’藏书印的书刊以及书信，梦熊兄已无法目睹了，但愿他们有个好归宿，不要沦为还魂纸原料！”我在旧书网上搜索了一番，果然发现陈梦熊的很多藏书至今都在悄然待售。而这册由其珍藏的《黄裳书话》，恰如学者扬之水形如其收藏几经辗转的周作人初版本的那番心情，乃便是“今在我家”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