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我读了郑州大学青年学者李圣华先生的《方文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读得津津有味，拍案叫好。作者涉略之广，阅书之博，在同代人中是少见的。该书虽然是年谱体裁，朴实无华，但以一个文人展现了明末清初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坛的方方面面，深入到遗民文人的社会交游和内心世界，一事一语皆有出处，对我来说，其趣味远远胜于读那些虚构的历史小说。友人听到我的赞叹后，以为我对明遗民诗人方文有研究，或者情有独钟，就提到最近有一本副标题为“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的新书，书名叫《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问我有没有看过。我一听到这样三个各有特点的明清名人的大名，又是专门研究“游幕”问题的，当然也非常感兴趣，便托友人代为访求。不久，我就读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财经大学青年女学者朱丽霞撰著的这部新著。 所谓“游幕”，就是指旧时文人在高官巨卿的署府中当幕僚，做一些文字或策划工作。这些游幕的文人，基本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水平，他们除了代撰奏疏和笔札以外，还常常与幕主唱和，或与同僚应酬，登山临水，送往迎来，留下了大量诗文，以至于有人说：“自古诗人多出幕僚。”（叶绍本《兼山堂诗序》）因此，“文人游幕与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好题目。我记得以往的历史学研究者，对文人游幕问题曾写过一些研究专著；而文学史研究者对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问题的研究，就相对少见了。在财经大学工作的朱教授注意及此，一方面当是与她就职的单位的性质（财经）有关，另一方面，当然也就体现了她的探索学术新问题的较敏锐的眼光。 朱教授的这本书，还不是一般地谈论文人游幕与文学创作，而是着重于研究明清鼎革时期遗民文人之游幕与当时遗民文人生存状态等问题。她不同意以往简单地认为文人游幕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说法，指出多数文人，特别是遗民文人之游幕，最基本的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她认为，移代之际的士大夫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三种思索和寻求，即殉国死节，遗民以终，出仕新朝。其中，前两种士大夫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对故国的道义责任。但事实上，许多遗民最初选择隐居，主要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没有因为易代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还没有立即面临生存的危机。他们还可以维持文酒诗会、悲歌痛饮的生活方式。一旦到了生活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如果既不愿意出仕新朝，又要解决生存问题，游幕也就成了一条很现实的可行的路。 应该说，以上这样的见解也不能说有多少深奥或深刻。但本书描述了较为广阔的明清之际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书中用大量生动的诗文史料，论述了易代之初江南娱乐活动并未断绝，其昌盛乃晚明文化之直接延续，这些也反映在清初遗民文学的作品特色之中。书中又论述了明遗民的生存和创作活动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论述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又怎样影响了清初文学观念的形成，论述了遗民入幕实际成为了十七世纪中后期文学变迁的预言，等等，都是饶有趣味的。还可一提的是，本书中插印有不少相关的明清文人的书画，也非常引人入胜。 本书选择的三位明清文人是很著名的，很有代表性的。不过，既然本书的重点是要论述清初的明遗民的游幕，那么，我觉得作者似乎还是应该调换或增加几位别的文人。现在其实只有方文一人符合明遗民的性质。徐渭辞世于清前，毋论矣。朱彝尊明亡时尚未成年，严格地说，也不能称为明遗民。而方文之入幕，乃是在明末，要论述清初的明遗民的游幕的话，他也是不够格的。如果要我对此书提一点意见，这是我最想说的一点。 因此，我首先觉得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是一本拓展了遗民文学研究新路子的书；同时，我又觉得遗民文学研究的新路子，尚待研究者继续拓展。从本书看，作者对有关史料是十分熟悉的，我相信作者今后一定会作出更多的成绩，这应当不是一种奢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