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 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不想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近日，梁衡一篇发表于2014年《人民日报》的旧文在网络上再次走红，文中他批评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头衔。
    梁衡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他是一位知名散文作家、学者，有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课本。除了这篇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的《享受岂能是头衔》，近年来曾发表过多篇文章批评官场怪象，亦引起很大反响，被一再转载、点读。如《碑不自立，名由人传》《老百姓怎么看政治》等。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梁衡。
    总在意头衔的知识分子一定不是真学者
    新京报：在批评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头衔的这篇文章中，开头说“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为什么想了很久才决定谈这件事？
    梁衡：第一次有人给递张名片，上面写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因为名片是一种自我介绍，第一人称，老王卖瓜，我会反感一下。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新京报：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14年12月，将近两年过去，你观察到的情况有变化吗？
    梁衡：可能变化不大，要不为什么读者又想起这篇文章，反复转发。要马上改变得有政府行为，但这是道德而不是法律问题，不可以强制。已20多年了，时过境迁，知识分子的主要困难也不再是生活问题。既然是一种国家级的褒奖，我倒是主张把有经济色彩的“特殊津贴”这个词改一下，直接授予什么奖项或荣誉。
    新京报：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重视人才的一种表现，把它当做一种荣誉展示，这有什么问题吗？
    梁衡：当年施行时也未必料到会有这样的滑稽事。我们暂且不论津贴与正规奖项的不同，就算把它当做荣誉，也不能当头衔使呀。这涉及一个人的荣誉观、人生观。国家、人民可以给你荣誉，但接受者不该总拿这个来炫耀、说事儿。荣誉是再进步的台阶，不是背上的包袱。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进步、成功的前提。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论做官、做事，都要有淡泊、宁静的心态。
    古人讲“居官无官官之事”，如果一个官员老想着自己的官帽，肯定不会出政绩；一个知识分子，总在意头衔，一定不是真学者。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在副署长任上时，有所谓画家、书法家、作家来拜访我。先翻开随身带的一个小相册。说你看，我跟哪一位领导照过相。这领导当然比我级别高，他才炫耀。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作品水平高吗？
    当然，他这样做也不犯法、不违规，甚至别人也不好意思当面批评他。但社会道德总有一个标准尺度，在社会这个大天平上会量出你的真假、深浅。媒体是“大众传媒”，当然应该用大众的、社会的标准来说话。
    为学好虚荣 则欺世盗名
    新京报：文章里提到这种现象关系到社会风气和价值导向，有这么严重吗？
    梁衡：说它严重到什么程度？肯定不会到犯罪的程度，与贪污、腐败、奢侈、浪费还是不一样的。它属于虚荣、浮躁、虚假、自夸一类。但也是负能量，邪念一动，恶果万种。为官好虚荣，则窃官买官；为学好虚荣，则欺世盗名。常会结出这样的恶果：捏造数字、制造政绩、剽窃论文、争抢署名、伪造学历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和年轻一代。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遍布社会，见怪不怪了。
    当年鲁迅写了那么多杂文批评中国人的劣根性，如阿Q精神，这些劣根性也没到犯罪程度，但是潜意识里会形成一种低级劣质的民族素质。
    新京报：社会和官场上的风气，还有什么类似的行为？
    梁衡：好虚名的现象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12年前报上就登过，一个县委书记不管修桥、修路，每干完一件事就立一块碑，而且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不到10里路立了8块碑。前几年领导干部秀才艺成风，一个县委书记与交响乐团同台合作拉二胡，嘶哑走调，在网上传为笑话。一个市人大主任大秀才艺，连续两年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一韵到底的五言长诗。读者问：一律五言，碰到问题、数字，怎么表达？他根本就没想表达。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当年曾转战陕北，与老百姓一起看过一场戏。时隔五六十年，一位省级干部就以“我听说过这件事”为由，在看戏处立了一块碑，却借机落上他的大名。我从那个景点回来，游人都嗤之以鼻。宋代秦桧有臭名昭著的“莫须有”给他人定罪法，现在的官员却发明了“听说有”给自己立碑法。其他诸如出书立传，借回忆别人表扬自己，争兼虚职等。
    道德层面要说服、倡导，更要领导带头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官场和社会的风气在好转吗？
    梁衡：十八大之后在明显地好转，最明显的是在惩治贪腐方面。虚荣、浮夸、形式主义这样的风气也在改变，但是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道德层面的东西要说服、倡导，更要领导带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一朝改变不可能。只有坚持去做。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浮躁、虚假的风气？
    梁衡：首先是上层的责任。中国古代讲“以吏为师”，官风影响民风。有一段时间官场虚荣、作秀、奢靡成风。二是舆论引导不好，电视上只见歌星一夜成名，不见英模勤勤恳恳。我这篇文章并不是新稿，两年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现在又被挖出来在网上传，说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说明无论官媒还是民间都在关注这件事。
    知识分子应该看得更远更深
    新京报：你在文章里提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精英应该是什么样的？
    梁衡：说知识分子身处思想界、知识界的前沿，应该看得更远、更深、更淡定，有独立思维。甚至比我们在职的党政官员、领导干部还要看得远，因为他是超脱的。没有具体的事务、利益掣肘。各国都有自己的智库，注意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精英们的思想素质即是这个社会的素质。如果精英都被名利所俘虏，社会就成了一团泡沫。
    现在我们提倡工匠精神，就是因为少有人踏踏实实干活儿。我们的游客到日本去买电饭煲、马桶盖。人家把一件小事都能做到极致，这种精神渗透到每个人思想里，落实到行动上，就是一种国力。
    新京报：你此前写了不少批评官场风气的文章，是一贯的文风？
    梁衡：人有荣誉心，甚至有一些虚荣心都很正常，但不能膨胀。比如幼儿园奖励小孩子一朵红花，他就会高兴地举在头顶上。那叫“萌”；如果成人也这样，就有点“二”了。讽刺揭露虚荣、虚伪，倡导谦虚、诚实，一直是文学写作的题材。皇帝新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元朝散曲家睢景臣有一首讽刺刘邦当皇帝后回乡的散曲《高祖还乡》，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搞文学的人都知道。刘邦的丑态就有点像今人把玩自己的身份头衔的样子。我一直主张“文章两为”：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作家要说真话，写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