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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法，早期与中期有重大变化，在楷书和行书方面，初唐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等人的书风继承二王，点画细挺，结体颀长，以清朗俊逸为特征，中唐颜真卿等人的书风点画粗犷浑厚，结体宽博开张，与初期相比，一正一反，从妍到丑，走了个极端。在草书方面，二王和初唐的草书以尺牍为主，字字独立，大小正侧与轻重快慢等各种变化比较细腻。到中唐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他们的创作方法“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笔阵图》”，与二王及初唐不同。他们的书法风格“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如熊如罴不足比，如虺如蛇不足拟，涵物为动鬼神泣，狂风入林花乱起。殊形怪状不易说，就中惊燥尤枯绝，边风杀气同惨烈，崩槎卧木争摧折，塞草遥飞大漠霜，胡天乱下阴山雪”。 毫无疑问，草书的变革特征也是从妍到丑。 对于这种转变，我们来看当时人的评论，杜甫诗云：“羲之俗书趁姿媚”，张怀瓘《书议》说王羲之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又说：“逸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 当时人认为王羲之书法过于姿媚和妍美，这种共识显然是时代文化的影响。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外开拓疆土，威震四夷，对内发展生产，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民族关系改善，中外交流频繁……欣欣向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反映到文化上，无论诗歌、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都变得慷慨激越，纵情恣肆，蔚成一派“盛唐之音”。时代文化让当时人觉得二王书法不够雄强不够豪迈，过于妍媚了。至于书风究竟怎样追时代变迁，随人情推移，各人有各人的选择，杜甫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推崇倔强。张怀瓘《书议》说：“风神骨劲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草书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所谓的风骨是：“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芒，肃然巍然”。两人的表述有相同的意思，也有不同的内容，相同的出于时代共性，不同的个性使然。 对于中唐的书风变化，后代人也有各种看法，正面肯定的很多，反面否定的也不少，这里以反面意见为例，来看它们有哪些共同特征，结果发现还是时代文化和个人趣味主导着人们的妍丑判断。宋人不满狂草，苏轼在《题王逸少帖》中指责说：“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米芾《宝晋英光集》也诋毁说：“张颠与柳颇同罪，鼓起俗子起乱离，怀素猲獠十解事，仅趨平淡为盲医”。黄庭坚则讽刺狂草作品“但可张之酒肆也”。这种同仇敌忾，源出尚意书风，尚意是理性的，不能接受狂草的感性宣泄。尚意的创作在点画和结体的变形处理上需要有考虑的时间，而狂草创作说时迟，那时快，“忽然绝叫三五行，满壁纵横千万字”， 根本就没有考虑时间。尚意的时代书风使宋代书家众口一词，贬斥狂草。除此之外，南唐李后主批评颜真卿书法说：“如叉手并脚田舍汉”，明代项穆批评怀素“变亂古雅之度，竟为诡厲之形”，“失之警怪”。清代劉墉《论书绝句》说得更加刻毒，“醉素书狂绝後前，蛇神牛鬼若为贤，市倡本自无颜色，涂抹青红亦可憐。”仔细分析这些批评意见，都与个人趣味有关，南唐李后王作为亡国之君，肯定受不了颜真卿书法的雄强。项穆的《书法雅言》说：“宣圣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他认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中和，当然不能接受狂草的颠逸。刘墉的书法“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簮花”，即使到晚年，誉之者称为“精华蕴蓄，劲气内敛”，也与狂草书风完全不同，他当然要竭力反对。 综上所述，古代书论对妍丑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之外，还因为研究者的复杂。每个人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所形成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决定了妍丑观念的千差万别，最后使妍丑问题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此亦一是非，彼时一是非，变得更加复杂了。妍丑问题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仅是书法问题，也是人的问题。 五、不是结论的结论 妍丑问题相当复杂，古人的妍丑观念各各不同，我们研究妍丑，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妍和丑不是分离而固定的两个极端，从形式特征上，我们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决不能将这种差别教条化和绝对化，应当从比较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变化性，于古人千差万别的描述中抓住问题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