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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诗之所以为清诗，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叙事性长诗的出现。唐诗、宋词、元曲、清代叙事性长诗，不仅形成了中国韵体文发展的四座高峰，也清晰地勾勒出诗歌向民间性话语靠拢的趋势。明清时期，随着抒情时代的终结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叙事话语与市民意识逐渐渗入传统诗歌的肌体，叙事性特征逐渐发展成清诗最为突出的特点。钱仲联先生在《清诗纪事?前言》指出：“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蒋寅在《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清代文学通论〉引言》也认为：“相对于历来的文学传统，清代的文学创作首先表现为叙事文学的繁荣。在传统文学形式中，诗歌的叙事性最引人瞩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在选材上紧扣学术发展动态，大量选录了以叙事见长的诗文。比如释函可的《再变记》将亲见清兵屠城诸事见诸于诗文，并以私史的形式流传，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据其居滇、黔所闻所见记录了南明王朝及吴三桂等人诸多史实，彭士望的《耻躬堂诗文钞》中所记事迹则多涉晚明史事，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梅村家藏稿》则是一轴明清易代时期人物坎坷命运的巨幅画卷，而朱紫贵的《枫江草堂集》则记录了鸦片战争及英军攻定海等史实，于桓的《金坛围城纪事诗》记载太平军围攻金坛的惨痛经历，胡克敬的《漱六斋集》叙述了其在乡先后与太平军及西捻军作战的事实，杨光仪的《碧琅王干馆诗钞》、《碧琅王干馆诗续钞》则多记天津咸丰三年（1853）以后事变，被时人目为诗史，而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记录了外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实。另外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因多反映近代史实，被曾重伯、梁启超称为诗史。梁氏称其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正是在这些丰富的叙事文学话语背景下，描写家国巨变的叙事性长诗不断涌现，成为了清诗不可磨灭的显著特征。蒋寅在《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清代文学通论〉引言》中说：“从吴梅村《永和宫词》、《圆圆曲》、胡天游《烈女李三行》到王门岂运《圆明园词》、刘师培《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王国维《颐和园诗》，这类叙事性的长篇巨制已同人们对清诗的联想联系在一起，成为清诗标志性的特点。”另外，值得学界注意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在选材上，还突破了先前的以人论诗的观念，大胆选录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有争议的作家或“坏人”的作品。如龚鼎孳，其人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军，人品为士大夫所不齿，但他的《定山堂诗集》，吴梅村却认为“其侧坦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又如奕，其人在与英法联军交战中力主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后又勾结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但其《乐道堂诗钞》却是一部不可简单忽略的作品，柯愈春在《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对其诗文集的价值评价是“从中可见清末贵族于官场得失进退之情景”。《清代诗文集汇编》是一部资料汇编性作品，它在选材上表现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色。因为在编纂者看来，一部作品除了其明显的社会政治性外，还有诸如民族的宗教的审美的科学的甚至文献性的特征。对于此，《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者可谓深得个中三昧，而这些文献资料的出版也会为读者多元地、立体化地呈现民族文化中最为精要的部分。 虽然《清代诗文集汇编》距“全清诗”或“全清文”还很远，但它基本涵盖了当代研究著作中提及的所有重要作家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诗文集汇编》还搜集了许多坊间比较罕见的稿本、抄本或孤本、珍本，诸如蒲松龄《聊斋遗集》，洪日升《啸月楼集》、《稗畦集》，吴大《客心 斋文稿》等，都是收藏家与研究者梦寐以求的稿抄本。因此，作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断代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编纂与出版不仅是出版史上的盛事，也必然在文学研究层面衍生或提升出一系列具有争议性或前瞻性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