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认为，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清代诗歌普遍向内转，重说理，重思想，具有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的特点。近些年来，这一认识不断受到学术界的挑战，但苦于资料的匮乏，对清诗特质的认识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严迪昌在《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克服》中说：“清诗研究所以滞缓的原因很多，例如：这本属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但迄今尚无一部汇辑整合的总集，因而连清人诗究竟有多少，几乎谁也说不出比较准确的数字。”为了帮助学术界冲破研究的困境，上海古籍出版社历数重之难关，毕数年之心血，编纂并出版了《清代诗文集汇编》。这部大型文献集成性图书，收录了自明末清初到民国前期的绝大部分重要作家的诗文集。收录的作家历史跨度大，从钱谦益、柳如是到宋教仁、刘师培；作家身份庞杂，作品题材广泛，上有天子、皇族、文臣、武将，下有学者、僧侣、画家、商贾，另外还包括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和女性作家。《清代诗文集汇编》共收录作家三千四百余名，作品四千余种，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断代诗文集，是深入研究清代诗歌不可或缺的大型资料性图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当前学术研究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进行了极为精当的汇编。首先，对近年来清诗研究者高度重视的八旗诗人群、闺阁诗人群、地域文学流派的诗人群体，《清代诗文集汇编》作了大量的收录。八旗诗人群主要由皇室贵胄、皇子贝勒以及由此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八旗子弟诗人群构成。清代十一位皇帝，除溥仪外，都有着数量可观的“御制诗”，尤其是乾隆皇帝，其御制诗共四百三十四卷，收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规模相当惊人。在八旗诗人中，比较优秀的诗人及其作品，《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的有弘瞻的《鸣盛集》、英廉的《梦堂诗稿》、国梁的《澄悦堂诗集》、顾太清与奕绘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宝廷的《偶斋诗草》等。值得红学家注意的，是敦敏的《懋斋诗钞》与敦诚的《四松堂集》。前者保存了许多与曹雪芹诗酒唱和的作品，而后者则较多涉及曹雪芹本人的事迹，是红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另外，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二十首，也是有关《红楼梦》早期文献之一，值得红学家特别关意。 闺阁诗人的作品，《清代诗文集汇编》共收录四十六部，比较有名的，有柳如是的《河东君诗集》、王端淑的《吟红集》、梁兰漪的《畹香楼诗稿》、席佩兰（袁枚女弟子）的《长春阁集》、孔璐华（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的《唐宋旧经楼诗稿》、袁绶（袁枚孙女）的《自然好学斋诗钞》等，其中席佩兰的《长春阁集》备受袁枚称赞，袁枚称其诗“字字出于性灵，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机清妙”。 清代的地域诗人群也十分活跃，《清代诗文集汇编》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中二冯”（冯班、冯舒）、“云间三子”（李雯、陈子龙、宋征舆）、“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的作品基本都予以收录。另外，《清代诗文集汇编》还收集了“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曰高、李宪乔）代表人物之一李宪乔的《少鹤诗钞》、“娄东十子”（黄与坚、周肇、顾伊人、许九日、王异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怿民、王次谷）代表人物黄与坚的《忍庵集》、周肇的《东岗诗文钞》，“西泠十子”（毛先舒、柴绍炳、陆圻、丁澎、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中毛先舒的《东苑诗钞》、柴绍炳的《省轩集》、沈谦的《东江集钞》、丁澎的《扶荔堂诗文集》以及河朔诗派申涵光的《聪山集》等诸多诗人作品。地域文学一直是被遮蔽的文学景观。就某一个具体作家而言，在深度上可能比不上钱谦益、王士等人，但在广度上，却能在整体规模上给研究者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另外，由于地域文学较少地受到官方机构的监视，其土生土长的民间精神，或多或少算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比如清初活跃在扬州、泰州地区的布衣诗人群。因此，《清代诗文集汇编》对这些地域诗人群体的集体出版，必然引起人们对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潮，同时为清诗研究在广阔的多元文化视域里提供丰厚的文献资源。 其次，清代诗歌的选材上，《清代诗文集汇编》尽量避免被某种文学理念所支配，尤其是没有纠缠在清诗是宗唐还是宗宋这一问题上。严迪昌在《清诗的价值和认识的突破》里就说：“虚悬一个‘唐诗’或‘宋诗’的标杆来绳衡清诗，乃是削足适履之举。至于以之来贬抑一代清诗的价值，更是对事物‘因’‘变’规律的悖背。”不可否认，清诗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以韩、欧、苏、黄为宗师的宋诗派风格，譬如从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沈德潜的《归愚诗钞》，翁方纲的《复初斋集外诗》，浦起龙的《不是集》，厉鹗的《樊榭山房全集》，到同光宣时期出现的易顺鼎的《出都诗全录》以及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别集》等作品，都明显表现出宋诗派诗歌的载道意识与形式美学的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