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台北回到广州，一出机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广州机场高速路上绵延不断的迎接亚运的鲜花、彩旗、立体的彩色雕塑，相比之下，台北桃园机场高速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迎接“花博会”的气氛；进入广州市区，更是觉得与台北市区的城市装饰景观有着极为巨大的差别。而在这种前夕气氛的区别之前，更重要的是为此而进行的城市改造工程的同样巨大的区别。应该说，这是当代城市比较研究的很好个案，它必将以城市面貌的不同塑造为切入点，深探不同的城市价值观和城市改造制度体系。我在离开广州前几天开始阅读陈映芳等著《都市大开发——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月），从台北回来后匆匆读完，对比两个城市的观感，更对中国大陆发生的“城市奇迹”别有体会。该书由一个课题组的多份研究报告组成，陈映芳撰写的《序章：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与合理性空间——中国的“城市奇迹”何以可能》是整个课题研究的核心论述，其中的许多观点及其提出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这篇文章充分反映出作者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深厚学养、对中国城市历史与现状的深入研究以及在价值批判上的基本立场，其中值得圈点的论述颇多。作者首先指出，不管是将中国“城市奇迹”视为后发优势的成功典范，还是将其视为畸形发展的负面例子，需要解释的是：它为什么可能？与以市民为主体、以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社会开发型模式不同的由权力和资本主导、以土地／空间效益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型模式为何可以一直被延续至今？这种模式在中国形成和延续的机制究竟是些什么？“笔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制度体系和社会情境展开的？”（第1-2页）。这是在整体上的价值判断暂且搁置之后的非常准确的问题意识，其他各章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分别以城市更新与动迁博弈、业主与邻里关系、城市历史与文化问题和住房政策为中心课题展开论述。这些章节均以社会调研个案为基础，以社会学论述为基本框架，对中国“城市奇迹” 的发生、变化进行多角度的研讨。 作者在“序章”中一再承认和强调中国的“城市奇迹”与中国以集权、强制为特征的政治权力系统的延续有密切关系，同时对在这种延续中产生的新特征、新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简括分析，既以批判性的目光看到政府在动迁政策的多变性和随意性中折射出来的逐利立场，也看到了政府也不乏以寻求实质合理性资源的开拓来应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压力。可以说这是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汇中进行辩证思考的努力，是对中国“城市奇迹”在价值内涵上的客观考量。 但是，我仍然不无疑虑地认为，该书对权贵共谋进行利益垄断的事实真相、对暴力拆迁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创伤等正当性危机问题的重视仍有欠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这个核心论述上的深刻性和尖锐性。以该课题研究基本上是截止于2008年底来看，正是因为对野蛮拆迁、暴力拆迁的论述力度有所未逮，因此似乎未能对暴力拆迁问题的激化及其对社会心理创伤作出前瞻性的探讨。事实上，即便是在近两年媒体上公开报道的个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可怕的新特征，比如完全是黑社会式的恐怖主义暴力拆迁手段（强行绑架之后以暴力拆房，但是行为人却是逃匿的）、强拆主体模糊不清、公权力对暴行与自残抗争行为的极度冷漠等等，这些本来都是“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中亟需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另外，从逻辑上说本课题的研究核心之一应是城市政府权力与资本经营者作为共谋主体的合作与分利，但是在全书各专题论述中却是多有欠缺，而且所有参考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原始资料、档案是一片空白。当然这完全不是研究者的忽略，而根本就是由公权力仍然坚持固守着公共事务秘箱运作特征所决定的。试问，假如政府权力与资本力量的真实利益诉求、分利博弈、代价设定、协商过程中的讨价还价等等均处于被遮蔽状态的话，如何能够真正回答“开发资本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自己的角色的？”（第4页）这样的问题呢？而这种研究资料中的关键性缺失恰好为中国城市开发的“正当性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维度：在最基本的公开协商、实现公民知情权之前，所谓正当性问题根本无从立足。作者当然也指出在既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下，权力垄断、独断专行，市民的参与缺乏法律、政治的制度性支持，而地方政府掌握所有权力、垄断分配各种公共资源的社会政策的决策权，这就是中国城市开发运动的政治制度背景（第10页）。但是这种正确的背景描述似乎还未能在关于“正当性危机”的价值判断上起到应有的作用。提出这样的思考绝非是对作者们的苛求，而是希望通过这个侧面对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有所反思：一是学科研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问题，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追问与批判的必要性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