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天津志略》曾论及天津近代文艺，称天津“历代之文存诗稿，多如恒河沙数”，指出正是因为文艺繁盛，所以天津“实晚近不数睹之邦矣”。但在这其中，我们忽略了一位重要诗人——严修。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严修的教育活动已广为人知，而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诗人，严修的文学活动却常常被忽视，实际上严修乃是近代知名诗人，更是近代天津诗坛大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重新认识诗人严修，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把深入了解天津近代文坛的关键之钥。
    陌生的诗人，残缺的文坛
    严修（1860—1929），字范孙，曾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戊戌政变后，倡导新式教育，曾资助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著述颇多，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存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
    严修不仅是“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之一”（刘炎臣语），更是近代诗坛“河北一派”的重要成员（汪辟疆语），可谓天津近代文坛的重要代表，并且以其为中心凝聚了一大批诗文之士。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诗人严修在民国文学研究者视野中处于边缘之地，在普通读者印象里也成为陌生之人。严修在文学史中的这种遭遇，模糊了当时传统诗文存在的真实历史，同时又遮蔽了天津文学古今之间的文脉承传。最终导致后世所接受的只能是一个只有白话文学而无传统文学、只有俗文学而无雅文学的残缺的天津近代文坛。
    庆幸的是，最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天津近代文坛进行重新审视与估衡。继陈诵洛之后，《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经杨传庆重新整理，再现于世。借此，诗人严修的诗学观念、诗歌创作、诗社活动、诗派承传，乃至以严修为核心的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等，都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生平吟诵任自然，十载风云诗千篇
    不同于徐世昌与赵元礼等人，严修没有留下关于诗学的专门文章。他的诗学观点散见于诗作之中，现从其诗集中可以辑出十余条，一言以蔽之曰：自然。可以说，顺应机缘，任其自然，就是严修的诗学信仰。在他看来，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推敲的结果，毋宁谓之为生活随缘的产物。他在《逸唐招同人·集寓斋分韵得之字》诗中曾言：“随缘便作逢场戏，省事无如叠韵诗。未必文章妨要务，或从酬唱结新知。”日常应酬属于与社会打交道，随处观物属于跟自然相往来。诗歌因此属于诗人同社会与自然相处的产物之一。相反，如果仅为寻求诗料和雕琢诗语，而使本来的生活发生“变异”，则属于颠倒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实在不足取。
    此外，严修在遣词造句方面，追求唐代白居易等人的通俗平易；在议论言志方面，则推崇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等人的切实自然。正如他在《寿林墨青六十》中所言：“香山所为诗，可以喻灶婢。宋儒著语录，后人谁敢訾。”正是秉持这样的作诗理念，严修不求诗工而诗自工，不以诗人自命却以诗闻世。王守恂评论说：“范孙之诗非工也，不能不工耳。”胡适也以诗人目之，认为严修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
    严修经常自道，其不能诗，所作乃打油诗、盲鼓词，并言60岁后才学诗。实际上，严修不仅自幼学诗，而且其一生简直嗜诗如狂。严修自9岁起研习试帖诗，就出言不俗，颇获诗辈好评。他曾作《声在树间得秋字》诗，中有“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句，老师评道：“句真惊人。”严修的嗜诗如狂，可以从两个细节体现出来：一是每逢元旦、除夕、春节、中秋、生辰等重要节日，几乎必定赋诗。其《六十四岁初度》就曾道：“一年一度逢初度，底事年年例有诗。”二是但凡远游，往往以诗纪之，如《安庆杂诗》《金陵杂咏》《西湖杂诗》等比比皆是，而尤其以游历日、美、欧等地所作的《东游诗》《欧游诗》等最为知名，无愧于“黄遵宪后一人”。
    到了严修晚年，这种嗜诗之癖更为严重。不仅因作诗而深夜不寐，如《夜不寐有感而作叠前韵》，更是不顾身病、不顾人劝而参加诗社活动，乃至去世前数日还作自挽诗并登诸报端。严修65岁时曾生过一次重病，病后屡承亲友劝戒不必作诗，王守恂与林墨青等诗友也对他说最好别用心费神，但严修却道：“亦知省穑精神用，偶一联吟或不妨。”（《梨花盛开邀同社吟赏分韵得妆字》）在严修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据杨传庆统计，仅《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收诗就超过800篇，而其中绝大多数为严修60岁之后所作。因此，简直可谓十载风云诗千篇。
    城南相逢一场酒，斯文承传未曾阑
    陈友苓曾回忆称：“沽上之有诗社，盖始于民国初年。首创立者为严范孙主办之城南诗社。”相对于自然作诗，严修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而积极组织诗社，他倡导组织了天津近代影响最大的诗社——城南诗社。通过《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我们可知当年诗社活动之盛，其《中元游八里台泛舟分韵得秋字》写道：“城南诗社人，最喜城南游。鲰生体此意，先期斗酒谋。郊庠肯见假，竟日容淹留。诗人晨踵至，三五各为俦。当其未至时，中道已唱酬。入门急索纸，快若鲠在喉。顷刻堆满案，挥洒无少休……少焉诗横飞，稿草如梭投。……日尽诗未尽，归棹南关头。”不仅如此，城南诗社还凝集了当时天津几乎所有的诗文大家，王守恂、赵元礼、李金藻、华世奎、章梫、冯文洵等皆为其中重要成员，而且诗社前后持续30年，成员以天津诗人为主，又涉及全国各地文学之士，总数超过200人。这些人大多著述丰富，不少人都有著作留存，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蔚为大观。
    可以说，以严修为中心的城南诗社，凝聚了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这是天津文学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守恂在为赵元礼《神佑集》作序时云：“吾乡提倡风雅，有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张氏宾客如吴天章、赵秋谷；查氏宾客如厉樊榭、杭大宗，此康雍乾嘉时代名人之记载也。道咸时有梅花诗社及续梅花诗社，为梅树君先生先后主持。嗣杨香吟先生倡立消寒诗社。自是而后科举盛行，乡人多从事帖括，风雅几至中绝。近年严范孙、赵幼梅同立城南诗社。范孙故后，幼梅继起，直至今日，人才之多，著述之盛，有加无已。”他将城南诗社与清代水西庄之盛会和清末梅花诗社之雅集等相提并论，言语之间，也道出了城南诗社在天津文脉承传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其实，在斯文传承方面，城南诗社不仅“继往”，前呼乾隆时期的水西雅集，而且“开来”，后应抗战时期的冷枫诗社与稍晚的梦碧词社。抗战时期，城南诗社虽然未停止活动，但是难复抗战前的盛景，其成员也逐渐完成新老替代。于是，城南诗社的青年诗人发起一个新的诗社，即冷枫诗社。冷枫诗社以赵元礼等城南前辈为导师，在结社宗旨、成员传承、诗学旨趣等方面，与城南诗社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当时津门诗人，不入城南，则入冷枫，或两者兼入，成为天津文坛一大盛事。正如陈友岑所言：“故城南与冷枫，为民国数十年来沽上诗坛之两大主流。”冷枫诗社消歇后，寇泰逢等人组织梦碧词社（诗文并作）。而社中成员大多为城南诗社与冷枫诗社的旧成员。寇泰逢所撰《四十年代的天津梦碧词社》曾称：“梦碧词社较为晚起，故社友多属各社中人。”梦碧词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传统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天津文学时，普通人甚至一般治文史者都认为，天津近代文学仅限于报刊登载的长篇通俗小说。这种误解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前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近代以来天津传统诗歌大量存在的事实，以及未曾还原并揭示出被遮蔽的古今文学之间的承传脉络。若重回文学的现场，在中国近代文学大格局中，对天津近代文坛加以审视与重估的话，我们会发现其间不仅有高原巍峨，更有高峰峻拔。所谓“高峰”即为诗人严修。但是，若避开数量多影响广的严修等诗人诗作而去评论天津近代文坛，无疑不属于“正确的打开方式”。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