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5日陈映真、蒋勋与蓝博洲师生三代同获联合报年度好书奖。（张良纲摄影，蓝博洲提供。）
    
    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指出，在国际冷战与中国内战所造成的民族分裂时代的台湾，陈映真“一直孤单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因为这样，长久以来，“陈映真”在台湾一直代表着一种奇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既反映着陈映真个人的传奇性，同时也体现了台湾历史与社会的矛盾。
    阅读陈映真作品的历程及其影响
    1960年出生的我，其实也是众多受到陈映真先生影响的文艺青年之一。
    我出生于工人家庭，文学启蒙很晚，也很偶然，大概是在1975年秋天失学浪荡的15岁左右。也就在那时，我立下了写小说的人生志业。
    回想起来，第一次读到陈映真先生的小说应该是在1978年高二快要结束的春夏之交，在无意中看到了发表于《雄狮美术》的《贺大哥》，原本要准备第二天月考的我被叙事迷人的小说所吸引。刚刚升上高三，同学又借给我《第一件差事》和《将军族》，但为了贯彻自己考上大学的决心，我随手翻了翻小说集之后就把它们搁到一边。
    第二年秋天，我侥幸考进大学。不久，南台湾发生了一场“高雄事件”。事件后的校园处于沉郁的状态。在思想和行动都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回到文学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思想的出路，自觉、系统地读起日据以来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中，尤其深深吸引我的就是陈映真的小说。
    在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从封闭、保守的客家乡村来到台北都会的我，也一直过着小说家早期作品所描写的那些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的生活。那时候，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每当搭乘的纵贯线火车经过莺歌小镇时，我内心总是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望着过站不停的车窗外急速流逝的风景，脑海里自然就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故乡》）而小说家笔下“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莺镇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难以忘怀的文学风景了。我一方面在日记本上学舌地呐喊着：“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另一方面，也像康雄那样幻想着“在乌托邦建立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我的弟弟康雄》）。
    1981年，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因为杨逵的孙女也加入文学社的缘故，我有机会经常利用假日到乡下拜访杨逵，实际接触到了一些神秘的“绿岛归人”，更聆听了许多课堂里听不到的历史与道理，从而扩大了思索与关怀的领域。一年的任期内，我有计划地带领社团同学阅读日据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也邀请了杨逵、陈映真和尉天骢等乡土作家到校演讲；其中，陈映真先生就被邀请了两次。
    当时，“陈映真”还是一个禁忌。第一次，学校课外活动组以“此人不宜”否决了申请。我于是再次以先生的本名陈永善提出申请，最终通过了审核，如愿请到陈先生来校讲演。
    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总是在文章中提出：为什么写，写什么以及为谁而写的命题。我想到加缪的《小说家与他的时代》，就自作主张地定了“小说家与他的时代”这一讲演题目。那天，陈先生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随即转过身去，擦掉原先的讲题，另外写上了“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学”。
    陈先生的讲演在死寂的校园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会后，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纷纷向我致意，说那是一场非常有启发性的讲演；当然，也有一些老师表示不以为然的敌对意见。后来，讲演记录被整理出来，在杂志上全文发表。我记得，应该就从那时起，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经常发表批判大众消费社会的文章与言论，并且强调作家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地读着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
    通过阅读小说家对自己早期作品进行彻底总结与批判的《知识人的偏执》等论理文章，在思想成长上一路跌跌撞撞的我，虽然也逐渐知道了要“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沦落”的道理，可因为欠缺社会科学的理论武装，还是只能在找不到思想出路的现实生活中继续怀抱着“康雄的”暧昧的理想，困处在他早期“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的小说所带给我的惨绿的内心世界，走不出来。因此，1982年冬天，当我为了抒解长期以来的思想苦闷而拿起笔来开始习作小说时，也就很难不受到陈先生早期作品风格的影响。
    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湾，“安那琪”（“无政府主义”的音译）是惟一不被禁忌化的左翼名词。事实上，就我实际的接触范围，不只是陈映真写康雄的1960年代﹙我在作品发表的稍后才出生﹚，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后反共戒严令尚未解除的1980年代初，以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都还是一些思想左倾化而又读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参予党外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精神支持。而这样的带着浓重虚无气息的“黑色青年”，就我所知，后来也就在看不到理想的复杂的党外杂志圈子打滚一阵后无可避免地堕落了。我知道，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找不到真正的思想出路的我，很快也会步他们后尘。
    怎么办？
    对五〇年代的书写
    1983年3月，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步上写作之路。稍后，我看到了陈映真先生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接连发表的小说《铃铛花》与《山路》，勇敢地展开了揭露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创作。
    到了《山路》，“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抛锚的台车道”，已经不再是23岁的陈映真写《故乡》时想要远离的、有着“通到数十里外的矿山的台车轨”的破败故乡的意象，而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寄托理想的“山路”象征了。
    1983年7月，陈映真先生又发表了《绿岛的风声和浪声》，公开呼吁当局立刻全部释放上世纪50年代被捕的政治终身犯。1984年元月，被监禁30年以上的11名政治终身犯假释出狱；他又进一步发表声援最后两名监禁已达33年以上的政治终身犯林书扬与李金木的文章《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过陈映真先生的小说与报告，我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也因此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
    1987年春天，我终于正式加入了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人间》杂志，成为《人间》报告文学工作队伍的一名小兵。那时正值“二二八”事件40周年，台独派在街头展开“二二八”夺权运动。基于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我选择了陈先生策划的“台湾民众史”专题，作为我在《人间》采访的第一件差事。
    我的第一篇关于“二二八”的报道被陈先生退稿，因为禁忌犹存，采访困难，我觉得这个主题无法做下去而想要放弃。但陈先生却鼓励我说:“写得很好，继续做下去。”我只好回去阅读在采访中新搜集的材料，看看有什么题目可做；终于发现了之前未曾听闻的线索，经询问林书扬先生而偶然知道了地下党人郭琇琮的名字；再经一番寻访之后，我真正地走入了长期被湮灭的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现场。
    我以《美好的世纪》为题的第一篇报告交出去之后的那年6月，陈先生又在《人间》发表了震动人心的小说《赵南栋》。7月，《美好的世纪》在《人间》低调刊出，获得超乎意料的反响。严格说来，那是台湾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报道了上世纪50年代地下党人的生命史。这一次，陈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肯定。后来，我才侧面听到：因为在解严前夕刊登了《美好的世纪》，陈先生遭到警总的约谈，《人间》也面对某种程度的压力，但陈先生一肩顶了下来。
    阅读《赵南栋》，我看到陈映真先生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借由更直接的牢狱生活的描写，谱写了一代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慷慨悲歌；另一方面也以革命者后一代人的精神迷失与堕落为对照，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做了再一次的批判。实际接触了那段历史的我认为，陈映真先生显然已经通过这篇小说向历史交了他个人的答卷。我很想知道，当小说的思想高度已经拉到那样高的调性以后，接下来，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还会写出怎么样的小说?
    1987年以后，台湾岛内外的政治局势都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后来《人间》也停刊了；陈先生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暂停了小说创作。
    1993年，台北六张犁公墓偶然出土了201个上世纪50年代被刑杀的革命者墓石之后，陈先生又及时地写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股林山区沉落》。几年后，他又开始了《忠孝公园》系列的晚期创作。
    从题材来看，从《铃铛花》到《忠孝公园》是以两岸分断的历史为主题。除此之外，陈先生早期的《乡村的教师》《故乡》和《祖父和伞》也是以本省左翼分子或老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命运作为书写的主题。那么，造成两岸长期分断以及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传统断裂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陈映真个人，乃至于对台湾进步运动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承先启后
    在1993年12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陈先生第一次较清楚地表白了对他所目睹的这段历史的印象：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级任老师；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的、在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姐姐兄妹俩；中学时，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车站看到的枪决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见亲人名字的民众的悲痛；以及不知来自何地、带着幼儿的农村老妇人在看守所等待探监的情景……
    我想，同样的历史场景，其他同年龄的同学乃至同样在写作的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不可能没有看见吧。差别恐怕就在于：恐怖，让其他人刻意回避历史，独独善感的陈映真却敢于直面历史。他写道：
    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青年陈映真这“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就像着魔一般，无可抵挡地吸引着他也要走进那“高高的围墙”里头吧。
    于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进步思想、运动与先辈们被彻底肃清的荒芜年代，“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的大学青年陈映真，开始透过台北旧书店街残存的一些进步书籍，寻找思想的出路。《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在“思想、知识和情感上”“一寸寸改变和塑造”了这个文学青年，并且在他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
    1968年5月，青年陈映真也走进那道“高高的围墙”里头了。在1970年春节前，他终于在被移监的台东泰源监狱，“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杀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激动地说，通过这些老政治犯，“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身系监牢的青年小说家陈映真来说，那些在“五〇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正因为有过那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我想，陈映真后来才会有不同于他那一代人的发展与坚持吧。如果不是有过不同于同代人的生命经历，后来的陈映真也许不过只是另外一个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从台湾近现代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陈映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山路与初心
    陈映真是台湾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人们中的一面旗帜。他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呐喊》。他说：“鲁迅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祖国。”
    1979年的“高雄事件”让台湾知识界的民族认同再度产生分歧。在此之前，陈映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表达了他的忧虑。10月3日，他“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36小时后始释放”。在描述历劫经过的报告《关于十·三事件》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与此同时，在新出版的小说集《夜行货车》序文中，他再次强调：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度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岸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马克思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终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人，包括1937年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台湾的陈映真，毕竟还是台湾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的终结，往往要超越个人生命的单位长度。当历史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抉择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毕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啊。重要的是，在重重“山路”的进程中要时时不忘初心吧。
    谨此悼念尊敬的陈映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