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里，黄蓓佳的书特别多，差不多就是最多。一部分是我的藏品，我买的，这是黄蓓佳的成人文学；一部分是我儿子的藏品，“黄阿姨”的礼物，那是黄蓓佳的少儿文学。它们十分齐整地码在那里，蔚然壮观。它们已自成天地。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壮丽的景观我也会麻木。但是，会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的目光会停留在这一片区域，内心突然会涌上来许多感慨。我对永不停息的写作者从来都是尊敬的，我记得我对黄蓓佳表达过这个意思，她居然害羞了，小姑娘一般，普通话都说不好了。她说：“这算什么噻。”
    这当然算“什么”。在我的眼里，一个人把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完完整整地奉献给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从来都不旁逸，这样的人就非常“什么”。
    经常有年轻的写作者来询问我的“心态”，他们问，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写作心态保持得那么稳健的呢？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你的身边有一个黄蓓佳，你就会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黄蓓佳写了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她始终保持着她的高水准。她在写，一直在写，还要写。我的写作历史也许连黄蓓佳的一半都不到，我的心态凭什么不好呢？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吧，我读过一个短篇，写的是电梯里的故事。电梯里头，那是多么小的一个空间，那是多么短暂的一个片刻。黄蓓佳在这个短篇里写了一堆的人。我至今还记得读完这个短篇之后的震颤——，那么无奈的人生，那么必然，又那么毫无征兆，它们拥挤在电梯里头，上去了，又下来了。小说的名字我早就忘了，——如果我是一个学者，去查找一下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可我就是不想去查找。就让这个二十年前的电梯模模糊糊地上去吧，它会下来的，它还会上去。它已然成了我的一个梦。它是黄蓓佳的，也是我的
    什么是好小说呢？好小说有一个标志，它会成为读者的梦，连颜色都没有了，影影绰绰。它却是活的，有显著的生命体征，想忘都忘不了。我的内心有许多这样的模糊，我不想让它们清晰，我不愿意它们具体。我不想毁掉我自己的梦。
    黄蓓佳最好的少儿作品是《我要做好孩子》。这部杰作我是在徐州读的。有一个中午，我孩子的大姨从午睡里醒来，她来到客厅，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手里拿着《我要做好孩子》。因为午睡刚醒，孩子的大姨一直愣在那里。她突然冒出来一句：“这本书写的就是我家。”作为一个常年阅读小说的人，我理解孩子的大姨为什么一直“愣在”那里了。她还没有从黄蓓佳的小说里脱身呢。我必须说，我要祝贺黄蓓佳。一部小说的价值，或者说，生命力，它从哪里得到确认呢？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读者，她认准了你的文字入侵了她的内心、闯进了她的私人领地，她发出了百感交集的呻吟。——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呻吟比“研讨会”上的大合唱更有穿透力，它的音色是圆润的、包满的、气力匀和的、弹性十足的，带有胸腔和颅腔的共鸣。
    我没有想到黄蓓佳能在这样的年纪写出《家人们》。读完了《家人们》，我给黄蓓佳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写出了你最好的一部长篇。”这一次她没有害羞，她用前话剧演员般的声调告诉我：“是的，我同意。”
    在《家人们》中，黄蓓佳写到：“有许多的事情，藏在黑暗之中，在心灵的一个极端隐秘的角落，沉睡和发酵。我们试图从心里拎出它们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和血肉连在一起，无论如何剥离不开。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可是我们无法把手术刀伸入我们的心里割开一个伤口。”
    我注意到一个词：咬紧牙关。这不是一个漂亮的动作。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过黄蓓佳“咬”过她的“牙关”。她是一个高贵的女性，在精神上，她有贵族的倾向。这样的女性在忍受疼痛的时候最多皱一下她的眉头，——她怎么能“咬紧牙关”呢。太难看了。
    然而，黄蓓佳在写《家人们》的时候，她终于放下了她的身段。这是决定性的。她依然是高贵的，她在精神上依然具有贵族的倾向，但是，当她直面历史，在她决定把某种东西从心口当中“拎出来”的时候，这一次，她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换句话说，她抵制了她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者，黄蓓佳是有“身份感”的。她有她的“架子”。“许多地方”她已经走到那里了，可是，她通常不愿意往前再跨一步。她怕把自己弄脏。她在意她身上的气味，她会优雅地掉头，再骄傲地离开。黄蓓佳写作《家人们》的时候是否经历过难熬的纠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黄蓓佳从“放下身段”的当中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量。这股不可思议的能量使她跳出了书写《派克式左轮》、《新乱世佳人》、《目光一样透明》的那个黄蓓佳。她解放了。黄蓓佳让我看到了她身上的美学新趋向。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黄蓓佳依然是高贵的。我时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高贵。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是高贵？在我看来，高贵就是自律。高贵就是可以舍弃。高贵就是永远也不会火急火燎和狗苟蝇营。高贵就是许多事都做不出来。高贵也是亲切的，黄蓓佳亲切的微笑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