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以自己手中的笔抒发了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对人民的深沉之爱。笔者曾在《爱国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永恒主题》(见3月9日《文艺报》)一文中总结过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爱国主义书写。本文拟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包括其演变轨迹、视角转换、内容拓展和艺术创新等，旨在加深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四野讴歌，万方乐奏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抒写爱国情怀的诗歌数量庞大而且异彩纷呈，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短短十几年间，维吾尔族的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萨克族的库尔班阿里，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朝鲜族的李旭、金哲、任晓远，壮族的韦其麟、黄勇刹、莎红，满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马瑞麟，彝族的吴琪拉达，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栋，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晓雪、张长，傣族的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诗人袁鹰1963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专题评论《心贴着祖国跳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读过不少兄弟民族诗人的诗篇，它们有的诉说旧社会的苦难，有的赞颂新时代的欢愉，有的叙述本民族的英雄传说，有的描绘本民族的风俗和爱情，笙箫管笛，铁板铜琶，四野讴歌，万方乐奏，构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响乐。”
    诗人们各呈其才，现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几位加以详细分析。
    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尔米叶·伊里·赛依拉姆，1933年参与反抗封建暴政，遭枪击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维吾尔语意为“半条命”或“半个英烈”。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诗如激越的战鼓，充满战斗豪情；新中国成立后，其诗像过去一样热情澎湃，但主要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歌唱新中国，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1956年7月，写赴麦加朝觐途中思念祖国的诗作《无尽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诗人在朝觐途中，不论经过哪里，都思念祖国，魂牵梦绕，归心似箭。最后到麦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课，心里想的还是祖国：“停了一天我们又向天房出发，/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课，/我们奔走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当我纯洁地出来时，我为你祈祷平安。”此诗不仅表现了对宗教的虔诚，也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忠贞，爱国爱教，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统一。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少年时代便倾心诗歌，能背诵上千首诗作，崇敬爱国诗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质量的维文、汉文诗集和译著，丰富了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宝库。他热情地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少诗篇可以合着“十二木卡姆”曲调歌唱，几十年来一直被传唱于我国大西北广袤的绿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写于1962年的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堪称中国爱国主义文学的经典篇章。诗人把祖国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即维吾尔民间传说中具有神奇疗效可使盲者复明的圣土)。诗中写到：“祖国之爱就是我的爱，/祖国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烦恼忧愁，/都会牵动我的每根神经。”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于19世纪30年代步入文坛，是蒙古族现当代诗歌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海内外诗坛有广泛影响。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写的1300行长诗《狂欢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现实回溯历史，描绘了内蒙古草原苦难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党、对祖国和对各族人民真挚的爱，充满草原气息，蕴藉着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兴纵横，意象葱茏，情采壮美。
    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也是我国蒙古族新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心与乳》和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长诗《生命的礼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诗的粗犷与民间情歌的柔美结合起来，探求一种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所以他的爱国主义书写在中国多民族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国内外诗坛称道。巴·布林贝赫有20余部蒙汉文诗集译著和诗学专著，每一部都写出了很深刻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故事表达新风
    新中国成立后，因得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风生水起，引起广泛关注。被老舍称为“文坛千里马”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一马当先，其成名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当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简评”，称赞这篇小说“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玛拉沁夫后来接连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满了对蒙古草原和新中国的热爱。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草原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在1963年出版的《读书杂记》中，茅盾指出：当时一些作者下笔“从政策出发，而不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的作品，好处就在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爱祖国、爱人民、爱草原、爱生活，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正是玛拉沁夫步入文坛便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60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文坛广泛关注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大量问世，满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哈萨克族的郝力斯汗，壮族的陆地，彝族的李乔、李纳、普飞、苏晓星，回族的胡奇、哈宽贵，苗族的陈靖、伍略，朝鲜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杨苏，土家族的孙健忠，侗族的滕树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爱国主义书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文学记忆。
    其中，李乔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后彝族地区历史巨变、歌唱凉山彝族奴隶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此书第一卷刚问世，冯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艺报》上称赞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们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又能给读者许多丰富有趣的社会生活知识的优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举“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百部丛书，此书也在推荐之列。陆地描写广西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在表现翻身农民和土改工作队员的家国情怀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
    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探索
    老舍在爱国主义文学书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为中国各民族作家树立了光辉榜样。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小说《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精品，体现出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茶馆》轰动中国，也轰动世界，获得东西方读者、观众的一致好评。关于《茶馆》，老舍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这一论述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潜台词。老舍理直气壮地书写《我热爱新北京》，在《龙须沟》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新北京、新中国与旧北平、旧中国的天壤之别，这说明他在《茶馆》中不仅要“葬送”旧中国的“三个时代”，而且要礼赞新中国的成立，让观众作新旧两重天的比较对照，从而进一步提升海内外观众对伟大的新中国的热爱或认同。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戏剧和电影文学大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诉求。例如，维吾尔族作家包尔汉的话剧《火焰山的怒吼》、赛福鼎的歌剧《战斗的历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图纳仁的话剧《金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剧本《赫哲人的婚礼》，还有满族作家颜一烟的剧本《中华女儿》和壮族作家周民震的剧本《苗家儿女》等，都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有些至今还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书写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兄弟民族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文学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评价他们反映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以及民族间团结友爱的作品，称赞这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真正是花团锦簇，盛况空前”。
    当然，接下来有“文革”10年，中国多民族文坛充满肃杀之气，美丽的百花园破败凋零，不少作家诗人身心遭到严重伤害，老舍、纳·赛音朝克图等文学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到来，中国多民族文学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