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缘起，自2007年5月起，我因承担“翁氏丙舍（瓶隐庐）布馆的文字资料工作，为了钩稽翁同龢被黜后的生活等各方面陈迹，利用休息时间通读了《翁同龢日记》第六册，对照《翁文恭公日记》稿本，发现并校勘出错讹数百条。是否继续做费时费工的校勘其他五册的工作，正在举棋未定之际，翁同龢研究会副会长谢俊美先生、理事长钱文辉先生、翁同龢纪念馆（原）馆长周立人等都建议并积极支持我继续进行，因为校勘《翁同龢日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该书中存在不少错讹之处，但至今尚无人做这系统的勘误之事。在勘误工作中，翁同龢纪念馆也提供了诸多方便。2007年10月2日，翁万戈先生来常熟了解到此情况并看到勘误资料实样，回到美国后给我来信，信中说：“此次回乡，在九月十日与顾佩珊蛭及其家人晚餐时，蒙赐示您最近修正《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版）的初步工作，在其第六集中，已发现数百条错误，使我既惊讶，又佩服，深知这是当今最实际、最迫切的工作，尤其是中华版已成为研究晚清史的‘工具书’，行销甚广，而且推出了新版，扩大流传，势必增加以讹传讹的机会，所以希望您集中精力在今后一、两年中完成此项极有意义及价值的工作。” 在翁老和同人的鼓励下，本着忠实于前人日记著作的原则，利用我比较熟识书法行、草体的专长和比较扎实的古文字基础，我用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参照《翁同龢公日记》对《翁同龢日记》全书六册的校勘。邵宁对1858-1867年的日记、沈愈对1868年的日记作了最初校阅，本人均作了复校和审校。总之，两度寒暑，我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愿辜负了翁老及学者们的殷切期望，也是为了担负起常熟历史文化研究者的一份责任。 今天，本书被清史资料研究机构认可并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算是向大家交出的一份答卷。最令我感动的是，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先生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肯定，钱文辉老师对勘误工作给予了不少指导并欣然作序，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将终生铭记！我要深深感谢关心支持我完成这项重要工作的常熟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翁同龢研究会的领导和同仁们，衷心感谢参与此书校勘的邵宁先生、沈愈先生，也要感谢默默爱护我信任我给我许多帮助的家人和朋友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