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现，至今正逢十年。这个发现，因内容丰富与奇特，震动了全球考古界，故十年以来有关著述之多、推论之广，皆属少有。但在近代的史学或考古学研究中，每当有一种重要的新材料出现后，必是文章纷飞，宏论左右，要等到说清了若干比较表面的现象后，更因有了新的研究角度或方法，才会出现巨著，把有关的研究推上一个新高峰。选堂先生的《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便是这种巨著。我所以把此书誉之为巨著，首先在于书中提出了一种研究中国古史的新方法——“三重证据法”。上世纪20年代时，由于甲骨文及大量古物的新发现，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历代文献与出土古物互证，把中国三代古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时间过去了70多年后，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也由于考古学理论的进步，已大致构筑起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框架，也愈来愈清楚地看清了各考古学文化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