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春，是我最后一次招收博士生，严志斌、谢肃、胡进驻三人同时报考，到了夏天，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招生办传来消息，他们三位全被录取。因严志斌已于2000年夏吉林大学硕士毕业后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工作，我们接触的机会较多。得知他被录取后不久，在一次简短的交流中，我希望他尽早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建议他若倾向甲骨文方面，则从小屯南地甲骨或花园庄东地甲骨中选题；若是铜器铭文，则可从商代或西周金文中选题。他当时倾向于选择金文。大概在9月上旬，我与他作了详谈。我指出西周金文铭文较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研究的学者及发表的论著也较多，而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较短，恐难有创造性的突破。商代金文虽然数量较多，但文辞简短，大多为二三个字或几个字，最长的也仅四十多字，长期以来不大为学者所重视，研究者少，即便有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也只是在某些局部的具体问题上作些探讨，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研究的专著。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商代考古工作蓬勃开展，商代有铭铜器（特别是殷墟有铭铜器）出土较多，而且学术界对商代青铜器、陶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就为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综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我建议他可作《商代铜器铭文研究》这一题目。他表示考虑我提出的题目，尽快收集数据，进行研究，我为他知难而进的勇气感到高兴。 2004年9月，在博士生论文开题的论证会上，严志斌把《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的选题意义、章节结构、研究方法等向评委作了陈述。与会的学者基本同意他的报告，并认为这一题目工作量大，时间又较紧，重点应放在商代青铜铭文的研究概况、商代有铭铜器与铜器铭文的分期及族氏铭文研究这四章。 2005年春，严志斌花了很大力气终于完成了收集数据、建立铭文数字文件和对有铭铜器进行分期的工作。这时我见到他比以前消瘦了，显得相当疲劳。我生怕他累病了，怜惜之心油然而生，建议他刪去商代青铜器铭文语法一章。但是他还是不顾疲劳，踏踏实实，于2006年3月，按照开题报告所列的全部章节完成了论文。论文长达30多万字，加上所附表格，厚厚的一本。这种锲而不舍的韧劲令人钦佩不已。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对商代有铭铜器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的著作，收集的数据完备而丰富，全书共收商代有铭铜器5453件，可以说，2007年以前发表的有铭铜器已囊括其中。作者对这5000多件器物进行分类、分期，并对铜器铭文的语法、铭文中的职官、诸子、诸妇、族氏及记事铭文等诸多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其创新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对武丁以前铜器铭文的鉴别较为科学。目前所见商代青铜器绝大多数是武丁及其以后时期的，武丁以前的铜器是否有铭文，这些铭文的形态如何，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从类型学的角度作过探讨，区分出商代中期至殷墟一期的有铭铜器20余件。此书对这些铜器作了重新考察，认为其中7件应该剔除在早期铜器之外。这7件器物2件属装饰性的纹饰，并非铭文，余5件应为殷墟二期至四期之物。作者又在前人鉴别的基础上，新增了几件早期有铭铜器。该书所列武丁以前的有铭铜器计18件。由于作者在判定早期有铭铜器时，不但注意铜器的形态、纹饰，还注意铭文的字体风格，将这三项因素作综合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较为可靠。 二、基本建立起商代青铜器铭文的年代框架。以往学者对商代铜器铭文的分期较为粗略。长期以来多从区分商器与周器的角度进行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已注意将铭文作为铜器的一项附属特征，在器物分期范围内加以概括。如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见《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二书中，在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时，均概述了殷墟一、二、三、四期铭文的特征。本书先对17个各期常见的铭文形体进行了分期研究，归纳出字形变化特征，然后再根据铜器的考古断代，分析各期铭文之特点，认为从铭文发展的角度看，应分为三期；第一期，相当于商代中期与殷墟文化第一期，是商金文的肇始阶段。第二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是商金文的发展阶段。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是商金文的转型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