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
    第一次见到张莉，应该是六年前在北京，她和魏微同行，大家不期然挤进了同一部电梯，经由魏微给我们彼此介绍了一下，仅此而已。第二次见到张莉，是在《天涯》组织的笔会上。笔会的主旨事关70后写作，一众70后天涯海角、涛声椰林中啸聚了数日。这几日，算是和张莉有了些接触，不知张莉作何感想，交流之下，对于她的文学观点，我是深以为然。我们未必能够达成所有的共识，但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大致不会有太多的分歧。第三次见到张莉，是在《小说月报》的颁奖会上，隐约记得，她对我的健康问题有些建议，意思是让我不要给自己过度的负面暗示。后两次见面都留有照片，我发现，每有张莉出现，镜头里自然地就会多了一份静穆之气，鲜见她笑得动容，也难见她怅然若失。其中有一幅在海边的照片，大家皆是背影，面朝大海，我低头看浪，张莉则抬头望天。
    所以，这不是一篇“印象记”，只是一篇对于同侪的“观察”。强调这点，是因为我和张莉之间，实在并没有熟悉到足以写就一篇“印象记”的程度。对于张莉，“心有戚戚”四个字，算是我一己的认定，这个认定，原本也没有太多的依据，“戚戚”不过是因为了气息的相近。
    纳博科夫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这话张莉在她的文章里也引用过），我觉得这个标准用在张莉身上，可谓恰切不虚。张莉从事批评，受过严格扎实的学术训练，科学性不会缺乏，而艺术味于她，却要多做些说明。张莉沉静温婉，书卷气十足，做派并无我们多有领教的那种“艺术味”的乖张，她的艺术味体现在文章的气质上——她懂得文学终究应该是“人的文学”，文学批评断非机械冰冷的“理论腔”；她也明白，对于那打动人心的，并非一定要在“完美”中苛求；她尊重“软弱”的价值，也深谙“失败”的意义；她领受得了“虚无”的美，又鼓励着“抵抗虚无”的倔强；她有科学的严谨态度，亦有艺术的理解之心。
    我自认为算是个读书人，遇到有着最佳气质的另一个读书人，“戚戚”便天然地有了理由。这种读书人之间相互辨认的逻辑，在张莉的文章中也有佐证。张莉在她随笔集的自序中，提及了一段往事——那时她在北师大读博，有一天去书店买书，一位陌生人给她提供了令她受益至今的书单。张莉在文中如是写到：
    我常常想到那个下午，那个最为普通的下午，那家书店。我一度试图回想起把这些书一本一本放到我筐里的那位先生。可是，他的衣着、容貌、声音，我都不记得了，我甚至忘记了他是不是戴眼镜。事实上，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我们没有面对面交流。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可能是某所高校的教师，或者是北京城里热心的读书人？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后悔自己当时的矜持，这使我没能在付款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说声谢谢。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向他当面致谢了。
    这段文字写得平静朴素却又动情动意。在我看来，“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这样一个场景，其韵绵长，不啻为一个的闪亮的意象。它动人极了，微光摇曳，准确而又自尊地指认了两个读书人之间“戚戚”的本质：他们被某种共同的标准所吸引，面向着浩大而恒久的事物，于是，自有能够令彼此得益的襄助与搀扶发生。对此，张莉将之称为——来自陌生人的美意。
    这个意象可被视为张莉展开文学评论的一个隐喻。她与自己批评的对象多年切磋下来，应当也有了不少莫逆于心者，可是，我仍然愿意将张莉的文学批评笼罩在这个意象之下，就像那张海边的照片，两人一个低头看浪，一个抬头望天，但大家都共同地面朝着大海。我觉得，这样的姿势，要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令人放心——要知道，在我们的文学现场，“面对面”的态势，常常便倒向了勾肩搭背的互理皮毛与毫无原则的握手言和。
    张莉评论贾平凹，赞誉之下，也对《带灯》发出一个“陌生人”的质疑：“人物形象并不深入人心，他们像是贾平凹的‘提线木偶’，他们没有后记解说就没有生命力，不能‘活生生’。”张莉与陈希我应是相谈甚欢的老友，但她却像一个“陌生人”般的，对陈希我的《抓痒》表示愤怒，陈希我感叹：“这反而使得她的评论就好像一束光打在我的脸上，照亮了异质。不止，更像一个按摩师的手，按中了劳损部位。”不是吗，这就是“陌生人”之间才有的、体面而矜重的相互砥砺。
    所以，谋面三次，我依旧顽固地想往，张莉和我最好是永远的“陌生人”。惟其如此，我和她此番“双重观察”，才更加符合文学的美意，一如张莉所怀念的那个下午，大家在书店里邂逅——“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
    “这一个”写作者的“尊严”
    张莉在我的小说中发现了一批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诸如“羞耻”“孤独”“痛苦”“诗歌”“理想主义”，她为这些“落伍”的词语辩护，认为它们被遗忘得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些词在这个时代该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小说家的词库里”。同样的，我也在张莉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些惯用的词汇，譬如“这一个”，譬如“尊严”。
    张莉写萧红，说《呼兰河传》写得比《生死场》好，是因为萧红“完全跨越了写作文体的界限，以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写作样本对那些所谓的文学惯例说‘不’——这个作家写出了‘这一个’世界”。张莉写毕飞宇，说他“最终远离了一起出道的‘新生代’群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个’小说家。”对于“这一个”的强调和确认，彰显着的，同样也是张莉作为“这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她有能力提供洞识，并且有勇气将之阐明令其接受检验。
    有趣的是，我发现张莉“这一个”批评家，行文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站在了批评家的队列之外（尽管她已经是“茅奖”的评委）。她在短文《“以人的声音说话”》中写道：作为读者，我实在厌恶“理论腔”。批评文字首先得有可沟通性，作家能看得懂、读者能看得懂……当一位批评家用僵化的语言表达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时，表明他的思维已经固化。她在《一个写作者的秘密》中写道：在当代文学领域，有那么多被批评家们誉为“大作”的作品，不过是被口水披上了“新装”。这些时候，张莉的立场是一个读者，更是一个写作者，她并不被“批评家”的身份所裹挟，以自己“这一个”的态度，愤愤然直抒胸臆。
    在我看来，张莉的批评表现，也的确迥异于大多数的批评家。她的批评文章，“言说方式竭力摒弃论文腔而追求生动亲切，写作文体靠近‘随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论文”（《持微火者》自序）。有着如此自觉的张莉，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对于“写作者”的那份认同感，由此，我也由衷信任她做出的文学判断。
    事实上，那种唯有“写作者”才能发出的感同身受之声，确乎每每流淌在张莉的笔端。她并不同意我在作品中对历史节点的某些认知，但是，她“理解并同情”我笔下人物的一切；面对70后一批不尽完美的作品，她“必须承认，我被这些文字中的软弱、失败、沉痛、负罪感打动”。这种对于文学作品充满“文学性”的解读，给予同道的，不仅仅是温暖的感动，更是对于文学之事本质性的深沉回应。文学批评在“这一个”批评家笔下，成为了“文学的批评”，而不再是如同流水线上质检员对于工业零件的检测。
    张莉的批评文章，是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阅读的。她写下的，不是说明书和宣传单，更不是杀伐决断的檄文。当她怀有“理解并同情”之心，当她被“软弱、失败、沉痛、负罪感”所打动，她做出的文学判断，在我眼里便具备了那种唯有文学才能实现的“妥协之美”。这种“妥协之美”，不是放弃原则，在相当意义上，反倒是对于文学原则的捍卫。张莉太懂得人是应当尊重于情感的，即使“心如钢铁”的批评看起来会显得那么正当和威严，她也宁愿服从于自己有血有肉的感受。张莉也太明白“局限性”正是人之本质，她并不试图“全面而客观”，她秉持着自己“女性主义”的态度，坦承很不喜欢《水浒传》，认为“其中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贬抑令人无法忍受”。这是一个真正自信的批评家的风度。她信任自己的情感与私念，信任自己的见地与教养，于是发出的真声，才没有被淹没在义正词严的假唱之中。她珍视自己的“局限”，不惮于“狭隘”，于是阔大与辽远对她才成为了不只是一种修辞性的可能。
    相较于“批评家”，张莉的自我期许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个“写作者”。如此“自外”于“批评家”，恰是张莉那颗写作者的尊严之心使然。
    “尊严”当是张莉最为看重的品格。她赞誉毕飞宇“保持了一个文字工作者应有的尊严”；她鼓励同辈作家“不论哪个时代，写下去，写到尽可能写到的那一步，都是写作者的尊严所在”。
    “写作者”与“批评家”，本该是一体的两面，如若简单地将两者画出“情”与“理”的分野，那么我们的批评家却于情亏欠太多。张莉“寓情于理”，以她不凡的写作水准和文学感受力，为批评家兑现了写作者的尊严。
    持微火者交相辉映
    《持微火者》是张莉新集子的书名。“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是这本集子的副标题。在这本集子里，张莉尽显她“写作者”的本色，对当代文学一批重要作家做出了“独具我见”的评述。这样的一本书，“野心”与“抱负”，极有可能成为其最具卖相的词眼，这些“大词”也极易绑架和怂恿作者手中的笔，但张莉再一次令人愉快地抵御了那种“非人”的声音，让我得见一个成熟批评家令人百感交集的识见。
    书中言及的作家们，从铁凝到迟子建，从莫言到余华，足以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豪华阵容，但张莉和他们“面对着书架交谈”，却说自己是“对此刻我们时代偏僻声音的收听、辨析和欣赏”，她“试图将我们时代生活中属于文学的‘微火’聚拢，使其成为心灵之光”。当张莉以“偏僻”为诉求，以“微火”为指认，那种我们司空见惯的“野心”与“抱负”便遭到了最为高贵的阻击，文学之事终于还原为一抹人性的光亮，使得我们能够与张莉一起，“看到此时此刻作为人的自我、认清作为人的自身”。
    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于那种探照灯一般巨细靡遗、霸道专横的强光，但稍微冷静一下，你就得承认，这种强光四射的探照灯只适合被安装在监狱或者战区。那么，是从哪个时候、为了什么，我们的文学现场竟成为了监狱和战区？是从哪个时候、为了什么，当我们面向文学之时，丢失了“偏僻”的心情，总是犹如腆胸叠肚地走在康庄大道上？
    好在，张莉以她“这一个”的轻声，以一个“持微火者”的宁静，平衡和纠正了我们的文学境遇。她让我们闭上了久被强光刺激而过度疲劳的眼睛，然后缓慢睁开，在另一种有如黎明又恰似黄昏的柔和光线下，于文学中，心灵生动而敏感地重温那久违了的、未被扭曲和夸大的世道人心。她不仅还原着自然的光线，也唤醒着文学的初衷。她以“观察青草生长，聆听风声”的姿态，偿还了多年前那个下午来自一位陌生人的美意，时隔多年，她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做出了最为诚恳的致谢。我甚至要认定，那位在书架前给张莉推荐了伍尔夫和桑塔格的陌生人，如果读到这本书，一定会露出欣然的微笑，仿佛“终于照见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久远而熟悉的言语，触到频率相近的心跳”。当他再次遇到另一位陌生人时，开出的书单里，将会多出一本《持微火者》。
    在张莉眼中，那位陌生人就是一位“持微火者”，这微火从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开始传递，持握在了张莉的手心。如今，这束微火经由张莉的作品赓续。当我读罢张莉的文章，不由急切地从书架上找出了《普通读者》——伍尔夫的这本文学评论集正是当年那位陌生人推荐给张莉的，而张莉“一读十年未倦”。当我随手翻开这本书时，不禁为某种神秘的、专属文学的应许所撼动——在翻开的那一页，我赫然读到：
    然而，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于幽幽的微光……
    这是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写下的句子，她是在论述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现代性。
    在伍尔夫笔下，“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于幽幽的微光”，是看出契诃夫“小说写得多么圆满周到、多么深刻”的前提。我想，张莉以“持微火者”期许自己，她的眼睛必定早已习惯于那幽幽的微光，那是烛照，是洞识的根基和写作的本意。在这种“幽幽的微光”照亮之下，张莉找到了自己文学的尺度，于是，持微火者交相辉映，她靠近了米歇尔•福柯梦想中的那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
    同样，当我们的眼睛也习惯于这幽幽的微光时，或者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张莉“这一个”批评家身在当下文学现场中的意义。
    2016年4月5日于香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