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大时代。恰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言：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任何小说家的想象力，在次日早上的报纸面前，都备显无力。大时代的作家是“有福的”，剧烈变革、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营养；同时，大时代之于作家又构成巨大的挑战，作家稍不留意便会被时代远远地抛弃。这种双重效应的作用，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明显。“当炎黄子孙重新逐梦深蓝时，他们不仅成就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伟大畅想，也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逐梦深蓝”，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主题。唐明华著《沧海九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敏锐地抓住大时代的大主题，深入大时代的大问题，大开大阖，元气淋漓，成就了大时代的大书写。
    大主题、大题材，是唐明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他的《大势》，着意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写史；《中国结》，写西部水窖所蕴育的真情大爱。《沧海九歌》，则把笔触伸向了浩瀚的大海。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状况、以及由此所孕育而生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海洋远远未成为主要的角色。明、清两朝所施行的数百年的“海禁”，造成了中外经济、中外交流的停滞，绵延日久，甚至成为闭关锁国的象征性符号。时移事易，又是历史的滚滚车轮，促成了当下时代观念的转折，中国由海洋大国走向海洋的强国的征程已然开启。正如报告文学家何建明在《让大海告诉你》中所写下的：“我们对大海的认识曾经是迟钝和滞后的。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法则：大海无可争辩地主宰和影响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甚至是我们生活以及爱情的浪漫。现代文明呈现着一个规律：谁忽视了大海，谁就是失败者。反之，重视和倾情大海的人，他一定是胜利者。” 寻芳陌上花如锦，折得东风第一枝”，唐明华拥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所应有灵敏的触角。
    《沧海九歌》以山东荣成的海洋发展为个案，书写海洋事业的大发展、大变革，这是一部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走向海洋历史的具体而微的缩影。这里面有辉煌的成绩，但作品中更为动人者，却在于书写了一部充满了艰辛与教训的历史。大鱼岛人糊里糊涂地交了一大笔学费，花了300多万元买回的船，四处斑驳，甲板也破烂不堪，“他们尴尬地赔着笑脸”，这个“尴尬”也是中国海洋发展的尴尬。
    唐明华善于在大的背景下突显时代主题，有着开阔的历史视野。《沧海九歌》从甲午海战写起，把历史的纵深扩展到几百年前的明代，将触角伸到了郑和下西洋，历数了几次海禁，突显中国与海洋关系的曲折发展。在历史风云中的“悲观离合”，使中国蓝色史诗浮雕化，具有了强烈的立体感。作者将“逐梦深蓝”的历史放置到人与海洋充满张力的关系史之中，于是，“逐梦深蓝”的历史，成为人类海洋史上的一个壮丽篇章，这使得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背景和更高远的境界。
    《沧海九歌》涌动着思想的力量，这使得作品“大”而充盈。思想是文学动人的核心力量之一。如刘可风在《柳青传》中所写：杰出的作家要对“生活不断地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保持格外的清醒与敏锐。文学创作者要揭示、展示他观察社会、体察人生的“真理”。作者在作品中透露出富有人类感的忧思。他写到新西兰红鱼现象，这种肉质细嫩，如蟹肉般鲜美的精灵，是生长最慢的深海鱼类之一，自觉践行计划生育，需33年方可生儿育女，享年竟达150余岁，在现代捕捞技术下，产量便迅速下降。“红鱼的悲哀，注定是全人类的悲哀。”面对广阔的海洋，人类的欲望也轰然洞开，疯长的自信膨胀为自大，最终是自掘坟墓。作者的笔触，深蕴着充满激情的忧思。
    报告文学，因其题材、作用、价值的独特性，对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但文学性的表达，应是不能更易的基点。正如评论家李炳银所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独立的理性评判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在大时代大书写中，激情洋溢，酣畅淋漓，同时葆有细腻、细切的特性，是唐明华语言的特点，这使得其作品虽大气淋漓，同时又不失真意与真气。唐明华的文字极为讲究，各个分句的字数错落有致，每一个字的选择上皆重视音韵铿锵，能看出作者对文字的讲究与用心，渗透着对文字的敬畏。文字背后透出的，是作者重视锤炼文字的创作观，更有深入历史的雄心与自信。充满理想，指斥丑恶愚昧，浑身锋芒，满含悲悯，充满壮烈情怀，他的文字透着“大气”。同时，他作品的语言，于细处落笔，格外重视声响、画面感，有着一种攥住人心的力量。同时，也正因为对于语言的过分重视，作者的叙述有时会铺展过于“开”了，甚至会用自己的语言替传主说话。作者立足于大情怀，想把每部作品都写得浓墨重彩，沉重、浓重，甚至是在有意追求前苏联经典小说的味道。
    《沧海九歌》的优长在于强烈的时代性，不足之处在于超越时代性的人生的体验还嫌有些弱。亚里士多德曾说：文学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文学写出了人类社会的必然性。历史所写是一个，而文学所写是富有更丰富意味、更深哲学的“这一个”。历史中“一个”是实然存在，文学中的“这一个”则是哲学的存在。报告文学与时代有着紧密的关系，时代性也是其立足的基因所在，但报告文学同样是“文学”，也应塑造出“共名”式的典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不只是陈景润一个人，而是甘于寂寞、以科学创新奉献人类的典范。“这一个”是要超越时代，但超越时代的法宝，不是淡化时代背景，而恰恰是在特定时代中所焕发的超越时代的力量。对于陈景润而言，那个特定的时代，是他生长的营养液，也是历练其精神的“化学试剂”。唐明华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有潜质的人物，在个性的鲜明上还需更加突出，他笔下的创业者，有许多充满了知其不可为的悲剧精神，是有可能成为创业者的典型的。
    “中国故事，不但要讲述中国的人与事，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更要展示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表现中国精神与魂魄。后者或许具有更为沉甸甸的分量。” （李朝全：《〈瓷上中国〉：当代中国话本生动的一页》）唐明华的《沧海九歌》，展示了这种分量。新世纪以来，对报告文学的处境与发展态势，不同的理论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既有“强势”说，也有“边缘”说，还有“交叉地带”说等等，可谓是人言言殊。这种争论本身也说明，处于大变局阶段的中国，需要展示中国分量的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