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佳文 摄影 姚文生
    卞祖善 1936年生于江苏镇江。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曾指挥演出《红色娘子军》《吉赛尔》《天鹅湖》《泪泉》等中外芭蕾舞剧；在我国首演米雅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响曲》等作品。
    印 象
    他心里始终
    燃着音乐圣火
    2016年12月2日晚，八旬高龄的著名指挥家卞祖善率天津交响乐团，在天津音乐厅上演“乐海回响”中外名家名曲系列音乐会，为观众献上了黄自、刘敦南、柴可夫斯基等中外作曲家的名曲。
    在后台接受采访的卞祖善，言谈间喜欢眯缝眼微笑，垂颈的银发纹丝不乱。回答问题时，常常展现出过人的记忆力，对采访中涉及的作曲家与作品，首演的时间和地点，某乐章某乐段的调式、调性及主奏乐器，等等，无不对答如流。据说，在平时的演讲中，他经常提示听者，今天的讲课内容，关于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关于背景、史实、谱例，如果出现谬误差错，欢迎投诉。有一次，有个学生拿着书来“对证”，卞祖善不慌不忙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书错了，我没错。
    指挥台上，满头银发的卞祖善大气、细腻、洒脱，丝毫看不出已是八旬老者。上世纪40年代末，这个瘦高的男孩孤身流浪到上海，靠一位乡亲的帮助，进入上海基督教难童教养院。在这里，他参加唱诗班，学习弹钢琴。音乐圣殿的大门朝他敞开，生活因音乐而富有了憧憬。从艺五十多年来，卞祖善指挥中央芭蕾舞交响乐团演出了芭蕾舞剧《吉赛尔》《天鹅湖》等中外芭蕾舞剧；先后在我国首演了米雅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七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等经典。前不久，中央芭蕾舞团举行在国家大剧院《乐舞人生——纪念卞祖善从艺55周年音乐会》，以专场形式致敬为“中芭”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
    卞祖善先生沉静含蓄，慢言细语，然而他的艺术评论却是锋芒毕露。除了批评刚刚因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而驰誉世界、大红大紫的谭盾，还曾指出张艺谋导演舞剧版《大红灯笼高高挂》“整个剧没有舞起来，没有舞者的内心世界，没有独舞、双人舞，而是用打麻将、穿屏风等噱头来引起关注，这不是芭蕾”。以及抨击当年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在紫禁城的表演差强人意。他认为，批评首先要认真听音乐、了解作品，第二要讲真话，第三要听反批评。个人观点要经得起时间推敲。作曲家、批评家和所有音乐工作者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多彩。他提倡将乐评指挥棒交到听众手里，“一切音乐作品和表演都是为了听众，听众现在也可以自己发声。”
    这次天津之行，卞祖善又到河西区文化馆，带来一场《走进交响乐之门》讲座，与乐迷分享他的音乐见解。自1999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交响乐的普及工作中，深入大学、中学、机关团体、科研单位，甚至走进社区和孩子们交流，先后为近200个单位举行过专题讲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没有听众，交响乐便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听众需要培养，我愿为之努力。”
    卞祖善说他是乐坛上一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为了心中一团音乐圣火，曾单枪匹马，越挫越勇。如今虽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对未来充满梦想和希望。在经受种种艰难曲折之后，不论成败得失，仍会振作起精神，在音乐征途上奋力前行。
    与实验芭蕾舞团一起成长
    背谱指挥芭蕾舞剧《吉赛尔》
    记者：您是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乐队指挥人才，为什么当时专业只录取了您一个人？
    卞祖善：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同时建立了指挥系，但中央音乐学院没有设乐队指挥专业，所以没有学乐队指挥的学生。而上海音乐学院建立指挥系，包括合唱指挥、交响乐指挥、民乐指挥。记得我在附中时就去蹭本科的课程，有位师兄对我说：“新学年要成立指挥系，你去学习指挥吧。你耳朵好，键盘好，音乐理论也好，身材也合适，当指挥的条件不错。”新建指挥系的主任杨嘉仁老师也找我，其实我一直想学作曲。但老师跟我说，作曲和指挥并不矛盾，可以站在指挥台上作曲啊。所以我选择了指挥系。知名的民乐指挥家夏飞云、合唱指挥家肖白，都是我同届的同学。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完成5年指挥专业学习的乐队指挥。因为专业刚刚设立，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这个专业就只招了我一个人。只有我是从一年级开始学习乐队指挥专业，其他同学都是从别的专业转来的插班生。
    记者：您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时面临三个选择：东方歌舞团、新影乐团、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中央芭蕾舞团呢？
    卞祖善：当时东方歌舞团红遍大江南北。我选择实验芭蕾舞团，其一，“实验”说明它刚刚建立，正在成长，我也刚开始工作，也在实验，同步成长很好。其二，我喜欢芭蕾，喜欢芭蕾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难的交响乐，不是交响曲，而是芭蕾音乐，比如说《春之祭》。所以我选择了“中芭”。上学时因为喜欢芭蕾音乐看了《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泪泉》，没想到自己后来也在排演这些作品。还有一个原因，我第一次指挥乐团，就是指挥《天鹅湖组曲》之第二幕场景。所以冥冥中好像有一种“巧遇”吧。
    记者：因为这个选择，您亲历、见证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的历程，毕业后第一个指挥芭蕾舞曲目——《吉赛尔》。当时您指挥芭蕾舞如何合演员舞步是一个难题，您是如何克服的？
    卞祖善：为了干好舞剧指挥，我到课堂看演员练功，熟悉他们的舞步。指挥和演员互动分三种，一是我们互相看，同时起拍；二是我先奏音乐，演员跟着音乐跳；第三种最难，演员先“起范儿”，起跳一落地响音乐，这个空间和时间怎么掌握？乐队可能来不及反应，指挥必须像自己跳着舞蹈似的，这样才能合上音乐。
    指挥芭蕾舞剧《吉赛尔》时，我们没有正式出版的《吉赛尔》总谱，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总谱”是七大本的照相本，摞起来将近一尺高，携带和翻阅都十分不便。我想着不如背下来吧。于是，我背谱指挥全剧。现场指挥全场背谱，这也是被逼无奈。后来背谱指挥也成为我的习惯。1962年，毕业满一年时舞团排演《泪泉》。这是我们第一部舞剧，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独立工作。那是一次挑战，当时导演、舞台美术设计师、主要演员都是新人，每个人都花了大力气。我在排练场担任钢琴演奏，最后舞台合成非常顺利。
    音乐改变了我的性格
    我在指挥界还是“小字辈”
    记者：您的成长经历非常传奇，从艺5６年，您如何理解音乐之于人生的影响？
    卞祖善：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童年时吃不饱，穿不暖，非常困苦。镇江京畿路当年有一个慈善小学，我上这个小学，就是为了每天上午10点钟它有一碗粥。那一碗粥对于延续我的生命来说意义重大。13岁时，我流浪到上海，想找一份手艺活也找不着，最后被收容到上海基督教难童教养院。到了教养院以后，对我来说反而因祸得福，那里有一个唱诗班，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这个唱诗班的钢琴老师黄兰玉跟院长说：“我看唱诗班那个小孩挺机灵的，我想教他弹钢琴。”院长同意了。于是我就学了钢琴，的确是很偶然的。后来我考上了上海育才中学。是提供食宿的寄宿学校。最让我高兴的不是我有机会学音乐了，而是我终于找到吃住的地方了。但从那以后，我也确实学了音乐，又转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从附中直升到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直到1961年毕业。
    我今年81岁，从艺56周年。但在国内的指挥界，跟黄飞立先生、韩忠杰先生、严良堃先生、曹鹏先生、郑小瑛女士、袁方先生比起来，我是小字辈。这不光是年龄，从艺术造诣和对国家艺术事业的贡献上来说，我也是小字辈。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式的人物。我的座右铭是：我与音乐本无缘，是音乐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音乐，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个性。
    记者：您的大学指导教师杨嘉仁教授在谈到指挥家的标准时说：“成为半个演奏家，半个声乐家，半个作曲家，一个当然的音乐理论批评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指挥家。”这句话对您影响很深，您也是著名的音乐评论家，曾经长期撰写专栏，您当初是如何开始评论写作的？
    卞祖善：我早就想写一些比较系统的东西，但写作这条路确实不好走。1989年10月，我自费去上海，收集上海指挥家的资料。当时，四川一家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介绍中国现代音乐家的丛书，包括演奏家、演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五类。其中指挥家选了三十多名，也包括我本人，但由于订数太少，出版社担心赔钱，就一直没有出版。后来，我想收集一些资料，由我自己来写，指挥写指挥，另辟蹊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只知道多积累、多跑腿。比如我准备写我的老师杨嘉仁教授，就跑了不少路。我通过老师的亲友，居然获得了有关老师的很多珍贵的照片和日记，他的女儿，还有丁善德、谭抒真、马革顺等老前辈都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对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搞现代音乐不能倒退
    为孩子们讲音乐时最愉快
    记者：您向来敢于直言，2001年的“卞谭之争”，您与谭盾围绕《现代音乐之我见》主题进行激烈辩论，谭盾认为这是“不同年代的文化隔膜和观点冲突”。您现在怎么评价这场争论？
    卞祖善：我跟谭盾的争论是观念上的争论。他认为石头也可以作音乐，水也可以作音乐，纸也可以作音乐。我在讲交响乐的艺术欣赏时，也谈到打击乐，有一部分是有音高的，比如定音鼓；有一部分是没有音高的，是噪音。问题是，你要把它融到音乐里，作为一个有机的部分。你要把它艺术化，而不是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音响搬出来，把它作为一个实体，敲鹅卵石、搅弄水、抖动纸，就是音乐了？我觉得这些是借助音乐以外的手段来充当音乐，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这些东西，热闹一下可以，但是要真正成为一个音乐作品，成为一个艺术品，就必须借助于音乐语言来表达人类情感，而不是靠一些手段,随便找一些声音来哗众取宠。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有独到的见解。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艺术创作，包括音乐创作在内是“有高原无高峰”，您能谈谈这种现象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吗？
    卞祖善：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音乐领域、文化艺术领域的前景是美好的。文艺创作要立足于本土，不能做无本之木。我们的时代需要呼唤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大师必须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大师，无论是音乐、文学、美术、戏剧、电影，都要立足于本土，不能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复制别人做过的事情毫无意义，必须要自己创新。
    记者：最近几年您平均每年都要乘坐七八十次航班到各地去做讲座，为交响乐的普及与推广默默付出，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如此操劳？
    卞祖善：我是一名虔诚的音乐信徒，是热忱的“音乐传教士”。我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为了实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提出的“我主张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我的讲座普及到中央单位、科学院研究生院、艺术团体和大中小学。我讲过一个题目是《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与智力开发》，副标题是“越听越聪明”。我从北京讲到南京，那些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带着四五岁的孩子来听我的讲座，我要让这些孩子坐得住，听得懂，喜欢上音乐。我为这些孩子讲音乐的时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音乐会对所有的人产生良好的影响，少数人会把音乐作为职业，大多数人会成为未来的音乐听众，成为音乐爱好者。
    现在我已经是“80后”了，我明年要开始转型。我现在是空中飞人，最多的时候一年飞了83次，再这样飞下去就不尊重自然规律了。我要改成走进教室，中央音乐学院邀请我开两门课：“指挥艺术史”和“交响乐艺术欣赏”。今后我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备课和讲课上了。
    卞祖善口述 交响乐是天津的窗口
    我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已经很多年了，印象最深的是在11年前，那次“天交”建团20周年音乐会。十多年来，天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编制完善，像这样“三管制”的乐团在国内不多见；另一方面，装备加强，拥有一些贵重、稀有的乐器，像低音大管、管钟、排钟。最重要的是，演奏水平也随之提高。
    汤沐海先生担任艺术总监以来，指挥“贝多芬与马勒交响乐全集”系列音乐会，这样的演出在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在国内、国际上也很罕见。并不是汤先生别出心裁，而是国际上一流乐团都会演出歌剧，歌剧是重要的音乐文献。交响乐是源于意大利歌剧的序曲，歌剧综合了交响乐、美声唱法、舞蹈和舞台美术，音乐性极为丰富。用音乐会的形式演出歌剧，有利于提升乐团的艺术水平，扩大艺术视野。这与指挥的个人艺术造诣和功底有着密切联系。
    回顾历史，在2003年10月，“天交”应日本文化厅邀请，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举办的“第二届亚洲交响乐周”专场音乐会。一个交响乐团必须走向国际，不是国际化的交响乐团不会具有国际水准。天津一直在推进文艺全方位的发展，我也是受益者，比如说“航母级”俄罗斯歌剧《战争与和平》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我是专门从北京赶到天津来看的。交响乐已经成为天津的文化窗口和标志，“天交”不仅是天津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
    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交响乐团形成了一个“大动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都实力不凡的乐团。我们的交响乐团还需要继续努力，走出国门，跟欧美一流的乐团交流合作，在国际一流的音乐厅演出，接受欧美听众的艺术鉴赏，这对于我们严肃音乐的发展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