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2月7日，由湖南省文物局主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该研讨会的成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于2013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将长期亲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十多位代表，对各地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的相互交流，对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对考古工作者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辨析，转化为书面文字，展现在诸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专家学者，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面前。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依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一方面，自国家启动“十一五”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来，许多重要遗址多年来的考古工作直接促成了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长期以来探索出的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在此过程中，考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当然不应被忽视。如何处理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十几位代表不仅介绍了相对成功的案例，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困惑他们的问题，反映了目前考古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刻反思。 郭伟民《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三论》一文认为，“考古学的变化实际上是以丧失其纯洁性为代价的”，因而我们应当积极面对作为学术研究的考古学纯洁性之再丧失。“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之后，以聚落考古为手段，以重建古史为目的的新的学术指向出现了，标志着中国考古学从传统的文化谱系研究向社会研究转变，本文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纯洁性的第一次丧失。”“这已经远远超出单纯以陶器形态为基调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范畴。”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纯洁性第一次丧失的过程，即是中国考古学的目标从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完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转变为解释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追寻真正的过去”来重建古代社会的过程。近二十年来，在新形势发展之下，当代社会对考古学科又提出了新的需求：考古学有什么用？“考古学的任务应该适应新的要求而有所调整，除了通过物质文化遗产来追求人类真正的过去，还必须负担起服务时代、教化社会的责任，考古学不仅必须向当代的人们解释人类真正的过去是什么，还必须向当代的人们解释人类的过去为什么是那样，了解真正的过去对现在有什么现实意义，并对未来会有什么帮助。”也即对考古学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过程中，我们面临考古学的纯洁性的再次丧失，这一丧失的结果是，将考古的成果服务于社会。文化遗产学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