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岱《陶庵梦忆》自序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1957年台静农为《梦忆》台湾开明书店重印本作序，他针对这段话写道，“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什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写下这段话的台静农，其时，渡海赴台已十年。 再过三十年，在追念故旧、论文谈艺的散文集《龙坡杂文》里，台静农方借由各种散文、评论、序跋的书写，为我们展现他波澜起伏的一生。其中《始经丧乱》一篇读来最叫人怅触万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轰然一击，震惊了整个中国人民的心”，台静农本欲回安徽老家，然而友人魏建功则希望其先转道南京，向胡适报告沦陷后的北大状况并请示有关北大将来的问题。于是台只得先到南京，再往芜湖。 战事方炽，百姓流离，一切都荒败不堪。在山东吃饭，“意外的，每人碗底都有两三只红头绿苍蝇。原来交秋晚凉，苍蝇都躲到锅灶屋顶上，忽然一大锅热气冲上去，苍蝇只有翻斤斗似的落下来了”。至于沿途变卖祖产匆迫逃难者，概所难计，文物毁坏，迭遭兵火，自更是无暇旁顾的了。最惊人心魄的则是，当台静农寄居南京友人家中时，一天敌机空袭，炸弹从天而降，恰巧落在其友人房子里，而台却侥幸逃过一劫。 在生死边沿如是行过，其于一人之影响自不必多言，可台静农写来全无讶然愕然，“我从沦陷了的北平出来，经过海陆线，不知千几百里，都平静无战事似的，而到了首都，竟置身于敌人的弹火下，真是出乎意外而无可奈何之事。虽然，‘国破山河在’的时会，这不过是我身经丧乱的开始。” 硝烟纷飞、人民流离乃至尸身横陈，都不过是此后一长串“丧乱”的起始。 “流尽了少年的热血，歼尽了人间的恶魔，热血流尽了，恶魔的种子生长了，恶魔歼尽了，血红的鲜花开放了！……我小小的宝刀，是我生命的情人，他是我祖先留下的，因为恶魔也是我祖先的仇人！”这首发表在1922年初上海《民国日报》上题名为《宝刀》的小诗，是台静农二十岁之作。少年的胆气勇猛，要与世间恶魔一战到底的心念，青春夹带死亡的气息，这就是青年台静农的写照。 只是在剑与火的战乱年代，时代给予他更多的不是持剑斩魔的快意恩仇，反倒是“恶魔”接二连三的猛扑。1928年初，未名社因出版托洛茨基著作《文学与革命》而被北洋军阀当局强行关闭，几个月后，台静农和韦丛芜、李霁野以散播左翼思想为罪名被逮捕。四年后的1932年末，台再度因持有革命宣传资料与炸弹的嫌疑而遭捕，因此失去了辅仁大学教职。一年半之后，1934年7月，台因和共产党关系密切三度被捕入狱。翌年出狱，可惜已身陷窘境，难觅立锥之地了。在此后几年直到1946年应许寿裳之邀渡海赴台期间，台静农不得已流亡四川，1939年四子夭折，心身皆可谓备受折磨。写于1946年的旧诗《去住》清晰揭示了他彼时的心事心境：“去住难为计，栖遑何所求。获麟伤大道，屠狗喜封侯。月落千山墨，商飙四野秋。天云看舒卷，长剑照双眸。”抗战告捷，屠狗辈一一占据要津，文人却仍旧坐困愁城，栖遑不知何枝可依，他们仍要在“去”、“住”之间徘徊踌躇，最终艰辛地寻获自己在时代的位置。 终于，1946年，台静农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可彼时台湾大学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并无学生。待新生到校时，由台主讲大一国文。到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1947年夏，台大中文系主任为许寿裳，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课教师，而所谓中文系，只有陈诗礼与叶庆炳这两个学生。 1948年2月18日夜，许因在台湾宣传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运动，而被特务暗杀。此事于台大中文系学生震动颇大，而继任系主任乔大壮亦因忧愤国事，同年在苏州投水自尽。台静农临危受命，于是年夏接任中文系主任一职。此后主持系务凡二十年，作育桃李无数。 然而此时的台静农似乎蜕化为一闭门书斋的学者与教授，对现实政治闭口不谈。学生也从不知晓这位他们眼里平和宽易的台先生当年曾三陷囹圄，曾师事鲁迅且被鲁迅视为挚友，更不晓得他曾以《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小说入选鲁迅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评价其作品：“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