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高度发达、传统悠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前的人读书，大多从了解作者的家庭、身世和成长历程开始，此即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诠释传统。
    始于认识人、理解人，进而读懂文的研究方法，其实中西方相通。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就列“文学和传记”专章讨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称之为“传记式的文学研究”，他将作家的传记研究纳入“文学的外部研究”，并与“文学的内部研究”呼应，构成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韦勒克的理论是否启发、刺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实在不易并且也不必求证。但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传记大量出版、广为流传，确是没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赵焕亭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大体也可以成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出版、消费蔚为风气的一个佐证。再者，“一主多传，传传不同”如今在出版界已司空见惯。根据赵焕亭教授统计，仅张爱玲传就有30多部。笔者估测，实际情况恐怕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由此看来，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写作、出版、传播和消费，便有不容置辩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尤其是研究者/学者——而非作家、诗人所撰著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往往具有多重学术意义，首先是对作家主体即传主的个人历史文献——如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文本的研究，其价值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传记式的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文学史上所有真正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成熟和可能衰退的问题。”其次，“传记也为解决文学史上其他问题积累资料。”譬如，作家的个人收入、生存状况，他的亲属及其朋友圈，作家的居住地及当地的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问题”。第三，一部优秀的作家的学术传记，必然也是传主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传主的文学成就、文学史上的评价及其位置等诸多问题，优秀的传记撰述者，对此作出认真严肃的思考，是最低起点的要求，即便不能给出自成体系的结论，也要做到自圆其说，而不是只八卦作家的感情经历或私人生活之类。以此观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其本质就是研究之研究，学科史与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一如业界同行耳熟能详的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一类。研究并撰写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著述，对于研究者来说极富挑战性，要求不可谓不高，非站在学科发展的前列，高屋建瓴、总览学科概貌，全面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和基本态势，不能写出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何况，这是一项颇为宏观的研究，研究对象的不可穷尽性，势必要做出富有说服力的取舍，否则，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经不起推敲与质疑。研究者的良好的学术积累和基本素养就非常重要，换言之，非训练有素的学者不能做，须是史才、史识、史德兼而有之。
    由是观之，赵焕亭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的实在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学术勇气可嘉，学术情怀难能可贵！
    了解、熟悉前人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抱负的学术研究者，有开拓性和独创性的研究，必不能无视学术史。赵焕亭的研究，正可以为有志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青年，提供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入口，从一个维度获得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认知。
    赵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选取四个向度讨论作家传记，即一、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二、传记中的传主作品呈现；三、传记中的原型考证；四、传记中童年叙事的启示价值。这是一个有新意的分类研究，而且，每一个问题之下，她都精心挑选至少四部以不同传主为对象，由著名学者撰写的传记加以研究和讨论，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积极意义显而易见，诚如韦勒克指出：“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或许，不支持郁达夫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论调的研究，同样会觉得韦勒克的说法值得斟酌。但是，传记式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还会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选项。
    总之，作家传记的研究尽管有别于研究作家传记文献，但都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能够联通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史两者的通道之一。笔者期待赵焕亭有更多的新的发现和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