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画像：（清） 陈作霖
    编者按：一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之一。在汤显祖逝世40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汤显祖，是纪念包括《牡丹亭》在内的古代戏剧文化遗产，纪念汤显祖在艺术、美学、思想上的创造力和历史贡献，更是经由纪念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破解民族经典背后的文化密码，思索扬弃继承、转化创新的当代方法。
    今年也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围绕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与讨论，既提醒我们要放眼全人类的戏剧和文化遗产去认识汤显祖，认识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也启发我们从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更好地传播、弘扬中华文化。
    制图：张芳曼
    用当代价值唤醒传统魅力
    傅 谨
    中华传统经典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这条狭路，也不是非得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造。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正因其在当下的稀缺而可以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牡丹亭》与“昆曲热”
    文艺作品如人，亦如民族，时运大不相同。《牡丹亭》问世之初，围绕它合律与否以及文章辞藻的风格有过激烈争论；莎士比亚在世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有关莎翁作品的价值和品位的争辩很快消歇，他不仅成为英伦民间戏剧市场的宠儿，其作品更作为公认的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经典，在各地广泛上演；而汤显祖存世的“临川四梦”里，《牡丹亭》称得上人类戏剧史上的伟大杰构，在昆曲界得到普遍承认，其他三部作品，仅《紫钗记》偶有全本演出，另两部只有少数折子戏上演的记载。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不像莎士比亚那样流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原本就不能只凭流行与否判断。汤显祖代表着明代知识分子与强权和庸俗文化对抗的率真姿态和独立人格精神，他的文化与美学价值并不因戏剧娱乐市场的冷遇而受影响。
    历史上，汤显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得宠，在当下中国，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所具有的近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却是莎士比亚望尘莫及的。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被视为国家与民族发展前进的负资产，昆曲作为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更是常遭攻讦，甚至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传承困境。但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首演，迅速引起海内外瞩目，带动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场转变。大学生们纷纷为欣赏《牡丹亭》进入剧场，折服于戏曲的无穷魅力，并因此逐渐改变了对中国文化朦胧且模糊的认知。在全社会的“昆曲热”“国学热”和重新认知与亲近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汤显祖的《牡丹亭》起到了明显的引领作用。这个古老民族对精妙绝伦的古典艺术渗入血脉的情感记忆，突然被《牡丹亭》唤醒，犹如积蓄百年的能量瞬间爆发，亿万民众渴望传统回归的心理需求的投射，使汤显祖和昆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昆曲因此成为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牡丹亭》因此成为昆曲的“代言人”，汤显祖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人们所知。这些都足以证明伟大的艺术作品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兼具的无限可能。青春版《牡丹亭》的走红固然有偶然性，但它之所以幸运地成为传统文化符号化的象征，也有其必然——汤显祖堪称民族艺术精致典雅之巅峰的《牡丹亭》，唤醒了国民文化基因中与传统文化最为内在与隐秘的关联。而在中国艺术传统与当下社会的链条重建的过程中，恰恰因为《牡丹亭》与当代流行文化相距甚远，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复苏这个新境遇时，汤显祖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当代价值之间的关系更具张力。
    中国戏剧史上的汤显祖们
    如果要在中国悠久辉煌的戏剧史上寻找“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以外，更合适的可能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这些与戏剧表演及演出关系更为密切的戏剧家。关汉卿比莎士比亚要早300多年，他一生创作了60多部优秀剧作，无论是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戏剧结构的精巧、人性描写的深度和情感的冲击力，都和莎士比亚一样无与伦比。明末清初的李玉同样有大量优秀剧作问世，清代最受欢迎的昆曲演出折子戏选本《缀白裘》里，其作品入选数量高居榜首。《一捧雪》《千钟禄》《清忠谱》中充溢的家国情怀，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这些剧作数百年里被众多剧种改编，到今天依旧感人至深。20世纪初叶出现的成兆才，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评剧这个大剧种，数以百计的戏班靠上演他的作品生存发展，《杨三姐告状》《杜十娘》《珍珠衫》《花为媒》等既有个人独创，也有对民间故事的戏剧化改造，均为脍炙人口的杰构。尤为重要的是，关汉卿和李玉的作品在上亿人口的地域广受欢迎时，莎士比亚的观众只不过局限于几千万人的欧洲；成兆才的观众覆盖面之大，也极为可观。
    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汤显祖，还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都不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世界性声誉。莎剧是公认的世界文学与戏剧经典，被广泛纳入各国的教科书，读者远远超出了英语世界。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遍布各国知名大学。历史地看，不仅汤显祖，中国确实没有任何戏剧家的作品得到像莎士比亚那样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戏剧家及其作品对世界而言还很陌生，我们讨论与认识汤显祖作品的当代性时，还很难超出中国文化的有限框架。
    找到经典进入当代的切口
    中国不是没有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戏剧家及优秀作品，而是这些为人类戏剧贡献良多的伟大戏剧家，不仅没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甚至在中国本土，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在各地纷纷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时，东西方文化经典在传播上的差异之原因，才是我们应悉心探究的。重要的不是证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精华如何更好地为世界人民分享。近年来汤显祖和《牡丹亭》引领的“昆曲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戏曲史上的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在当代获得广泛传播并不是天方夜谭，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戏剧界的认可也不是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找到经典进入各国民众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巧妙切口。很多时候，传统经典要建立与当代人生活和情感的关联，并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这条狭路；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或许正因其在当下世界中的稀缺而可以填补当代人心灵的空虚。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最好的方法也不是按西方艺术的模式进行改造；骄傲地保持有民族特色的精彩，或许才是赢得世界尊敬的最佳的文化姿态。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站在文化比较的路口
    陈众议
    文化比较要重视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走出“同与不同”机械罗列的误区，更要应对大众消费文化同质化带来的挑战
    800多年前，孟德高维诺从罗马出发，来华传教。据说他在印度遇到了从中国返回的马可·波罗。尽管有关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甚至确有其人与否，中西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孟德高维诺及其前辈、后生的来访和传教经历却是有案可稽的。事实上，从唐朝的景教到元朝的耶稣会修士，西方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中国的四大发明基本是在公元8世纪至15世纪由阿拉伯人逐渐传入欧洲；其确切时间、过程固无记载，但阿拉伯人在伍麦叶和阿拔斯王朝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时开始使用罗盘、火药、纸和印刷术却是事实。加之他们带去的东方传说和传承古希腊罗马经典的“百年翻译运动”，一时间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形成浩荡之势。可以说，没有阿拉伯人的西进，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以上是就广义的文化交流而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狭义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借鉴、化合要复杂得多，很难简单比照。譬如，今年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国内已有同行就三位文学巨匠展开比较研究，我以为，若非要比照，须从大处着眼。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还是汤显祖，他们都处在市民文化兴盛、喜剧受到热捧、满眼皆是嘻嘻哈哈之际，而这三位彪炳于世的却是他们的悲剧作品。
    历史制约下的同与不同
    而今人们说起文艺复兴运动，浮于脑海的大抵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这样一些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殊不知，彼时彼地充斥文坛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挠痒痒喜剧。喜剧因为被当做人学颠覆神学的利器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坛的首要体裁，但14世纪以降，萨凯蒂、普尔契、博亚尔多、曼里克、福伦戈、拉伯雷等人剑走偏锋，一步步将喜剧引向了“恶搞”。在这种背景下，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却选择了另一种向度，即精神的向度。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大悲剧及《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仅仅是喜剧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样，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喜剧作家。
    同样选择了悲剧的还有汤显祖。总说吾国乏悲剧，汤显祖的作品却是个明显的例外。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派喜剧充斥、笑说贯耳。明朝万历年间由变革引发的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虽然带来了《金瓶梅》及冯梦龙的《笑史》等作品，但愈来愈向下指涉的低俗段子也是绵延不绝。此种情形下，汤显祖拥抱了悲剧意识，在其纵深处与远隔万里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不谋而合。正所谓“创者易工，因者难巧”，精神高地犹如水之深处，人类慧心在此交融。
    三个人不约而同对悲剧的选择似乎是一个巧合。但事实上，文艺无论如何特殊，终究属于意识形态；既然是意识形态，势必会受到时代社会的影响，说文艺家是特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未尝不可。与此同时，文艺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作家、艺术家成长于社会、文化和自我的多重土壤，既取决于环境，也离不开禀赋。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套用美国心理学家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有了汤显祖或莎士比亚，那么又会有谁来创作《牡丹亭》和《哈姆雷特》呢？这种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性奠定了文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也给文化比较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几乎在莎士比亚继承意大利传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同时，《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在神州大地逐渐传开，这两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悲剧仿佛孪生，为中西文学的某些神似留下了注脚；另一方面，文化的影响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模仿与复制，文化的比较也从来不是同与不同的机械罗列，影响文化发展及其路径选择的社会历史因素绝对不可忽略。
    消费文化下的“多元”与一元
    如今，400年过去了，我们面前的世界竟是一番亘古未有、令人拍案惊奇的相似，那便是风靡全球的大众消费文化。它的主要表征一曰伪多元，二曰娱乐化，且二者相辅相成。首先，以影视大片和畅销书为代表的所谓“国际化”，本质上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化、资本化，即美国式文化消费主义所化生的不折不扣的商品化、娱乐化。只消稍稍翻检和探究一下近年好莱坞大片的种类和品性，我们便可洞悉其本质：票房，或谓利益驱动的美国式生活方式，或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倾向。其次，无论是好莱坞还是畅销书，花样之多固然不胜枚举，但万千表象难掩其大众消费精神，更需要警惕的是，它借艺术以自立逻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主义”或“世界文学”之谓不胫而走。世界主义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但它无疑是淡化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但淡化意识形态终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经典的伟大传统（姑且称之为“民族的即世界的”）。至于“世界文学”，很多时候也是人云亦云的牵强和一厢情愿的附会。试问：连《红楼梦》尚未进入西方“经典谱系”就已位列一些80后、90后“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之首，何言世界文学？再则，巴基斯坦文学、津巴布韦文学是世界文学吗？当然是，但它们远非近年来西方学界捣鼓的基于“世界主义”的所谓“世界文学”。
    在此，批判“世界主义”恰恰是为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建立在各国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自主权和发展权，而非单边主导的所谓“普世性”。正因如此，通常关于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综合，或者“海洋文明”和“黄土文明”的说法都是极其相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中国文化，它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追求的是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用当代价值唤醒传统魅力
    傅 谨
    中华传统经典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这条狭路，也不是非得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造。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正因其在当下的稀缺而可以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牡丹亭》与“昆曲热”
    文艺作品如人，亦如民族，时运大不相同。《牡丹亭》问世之初，围绕它合律与否以及文章辞藻的风格有过激烈争论；莎士比亚在世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是有关莎翁作品的价值和品位的争辩很快消歇，他不仅成为英伦民间戏剧市场的宠儿，其作品更作为公认的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经典，在各地广泛上演；而汤显祖存世的“临川四梦”里，《牡丹亭》称得上人类戏剧史上的伟大杰构，在昆曲界得到普遍承认，其他三部作品，仅《紫钗记》偶有全本演出，另两部只有少数折子戏上演的记载。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不像莎士比亚那样流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文艺作品的内在价值，原本就不能只凭流行与否判断。汤显祖代表着明代知识分子与强权和庸俗文化对抗的率真姿态和独立人格精神，他的文化与美学价值并不因戏剧娱乐市场的冷遇而受影响。
    历史上，汤显祖不像莎士比亚那样得宠，在当下中国，汤显祖及其《牡丹亭》所具有的近乎民族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却是莎士比亚望尘莫及的。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被视为国家与民族发展前进的负资产，昆曲作为中华文明中雅文化的结晶，更是常遭攻讦，甚至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传承困境。但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于2004年首演，迅速引起海内外瞩目，带动了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场转变。大学生们纷纷为欣赏《牡丹亭》进入剧场，折服于戏曲的无穷魅力，并因此逐渐改变了对中国文化朦胧且模糊的认知。在全社会的“昆曲热”“国学热”和重新认知与亲近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汤显祖的《牡丹亭》起到了明显的引领作用。这个古老民族对精妙绝伦的古典艺术渗入血脉的情感记忆，突然被《牡丹亭》唤醒，犹如积蓄百年的能量瞬间爆发，亿万民众渴望传统回归的心理需求的投射，使汤显祖和昆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昆曲因此成为传统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牡丹亭》因此成为昆曲的“代言人”，汤显祖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人们所知。这些都足以证明伟大的艺术作品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兼具的无限可能。青春版《牡丹亭》的走红固然有偶然性，但它之所以幸运地成为传统文化符号化的象征，也有其必然——汤显祖堪称民族艺术精致典雅之巅峰的《牡丹亭》，唤醒了国民文化基因中与传统文化最为内在与隐秘的关联。而在中国艺术传统与当下社会的链条重建的过程中，恰恰因为《牡丹亭》与当代流行文化相距甚远，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复苏这个新境遇时，汤显祖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当代价值之间的关系更具张力。
    中国戏剧史上的汤显祖们
    如果要在中国悠久辉煌的戏剧史上寻找“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以外，更合适的可能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这些与戏剧表演及演出关系更为密切的戏剧家。关汉卿比莎士比亚要早300多年，他一生创作了60多部优秀剧作，无论是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戏剧结构的精巧、人性描写的深度和情感的冲击力，都和莎士比亚一样无与伦比。明末清初的李玉同样有大量优秀剧作问世，清代最受欢迎的昆曲演出折子戏选本《缀白裘》里，其作品入选数量高居榜首。《一捧雪》《千钟禄》《清忠谱》中充溢的家国情怀，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这些剧作数百年里被众多剧种改编，到今天依旧感人至深。20世纪初叶出现的成兆才，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评剧这个大剧种，数以百计的戏班靠上演他的作品生存发展，《杨三姐告状》《杜十娘》《珍珠衫》《花为媒》等既有个人独创，也有对民间故事的戏剧化改造，均为脍炙人口的杰构。尤为重要的是，关汉卿和李玉的作品在上亿人口的地域广受欢迎时，莎士比亚的观众只不过局限于几千万人的欧洲；成兆才的观众覆盖面之大，也极为可观。
    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汤显祖，还是关汉卿、李玉、成兆才，都不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世界性声誉。莎剧是公认的世界文学与戏剧经典，被广泛纳入各国的教科书，读者远远超出了英语世界。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遍布各国知名大学。历史地看，不仅汤显祖，中国确实没有任何戏剧家的作品得到像莎士比亚那样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戏剧家及其作品对世界而言还很陌生，我们讨论与认识汤显祖作品的当代性时，还很难超出中国文化的有限框架。
    找到经典进入当代的切口
    中国不是没有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戏剧家及优秀作品，而是这些为人类戏剧贡献良多的伟大戏剧家，不仅没有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甚至在中国本土，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在各地纷纷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时，东西方文化经典在传播上的差异之原因，才是我们应悉心探究的。重要的不是证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精华如何更好地为世界人民分享。近年来汤显祖和《牡丹亭》引领的“昆曲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戏曲史上的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在当代获得广泛传播并不是天方夜谭，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戏剧界的认可也不是没有机会，关键在于找到经典进入各国民众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巧妙切口。很多时候，传统经典要建立与当代人生活和情感的关联，并不是只有将经典通俗化甚至庸俗化这条狭路；古代艺术的精致典雅，或许正因其在当下世界中的稀缺而可以填补当代人心灵的空虚。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最好的方法也不是按西方艺术的模式进行改造；骄傲地保持有民族特色的精彩，或许才是赢得世界尊敬的最佳的文化姿态。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