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几年来，国学热在神州大地兴起，民族文化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就最重要的社会教化体系而言，自汉魏以降，华夏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所谓国学、传统文化，其主要内容，可以说即是儒释道三家之学。三家之中，儒、道二家，乃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释（佛）家，则是外来的印度文化。儒释道三家多元共轭的结构，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封闭单一，自古以来便有接纳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自后汉以来，佛教应请来到东土，经过约三百年的缓慢传播，至东晋，达到兴盛。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五胡乱华”，战乱频仍，民生涂炭，社会苦难极其深重，人们强烈的宗教需求及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佛教弘传的大好时机。于是有佛图澄、鸠摩罗什、觉贤等西域、印度高僧先后来华传教，法显等汉僧远赴西天求法，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推向高潮。 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者，当数鸠摩罗什大师。他本是印度人和西域人混血所生的天才，其先祖为印度婆罗门种姓，世袭国相，父鸠摩罗炎虔信佛教，将嗣相位时辞避出家为比丘，他不畏艰险翻越葱岭，来到西域，被当时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佛教国家龟兹（今新疆南疆库车一带）礼聘为国师，国王强迫嫁以王妹，乃生罗什，聪颖异常，七岁随母出家，开始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九岁至十二岁随母赴□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留学，从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学法，得以通达五明诸论和各种方术，阴阳历算，莫不穷究。又从莎车名僧须利耶苏摩参学，从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博通大小乘三藏的大法师，十几岁即升座讲经说法，辩才无碍，声名大著，远及长安。罗什奉母亲嘱托，志在赴中原弘法，中原僧俗也渴望这位西域高僧降临，奏请秦主苻坚迎请鸠摩罗什。苻坚乃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远征龟兹，嘱他攻破龟兹后速将鸠摩罗什送往长安。但吕光破龟兹后，苻坚伐东晋兵败身亡，吕光乃据凉州（今甘肃武威）自立为王，胁迫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后秦主姚兴派兵灭凉，才将期盼已久的鸠摩罗什迎请至长安。 在长安的十二年中，在虔信佛教、颇通佛法的国主姚兴护持下，鸠摩罗什终于实现了他弘法东土的大愿，译经讲学，培育僧才，功绩卓著。他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经典。这是罗什在华主要从事的工作。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逍遥园西明阁组建起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译场，在罗什主持下，翻译出大量佛典，总数达三十五部，近三百卷，重要者有《摩诃般若经》（“大品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十诵律》等。罗什的翻译，极其严谨，再三锤炼，一改以往朴拙的直译及以华语“格义”因而多少失真的作法，力求既不失原意而又保存梵文原本的语趣，所谓“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信、达、雅兼备，读起来有华语与外来语文调和之美，如本书中所评价：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鸠摩罗什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佛经翻译的完全成熟，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境界，后人难以为继。罗什的译作通俗、简洁、流畅，具有吟唱韵味和文学美感，达到了翻译文学的顶峰。罗什所译佛经，多为后世传诵，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汉传佛教界日常念诵的《金刚经》、《阿弥陀经》二经，及《维摩经》、《法华经》等，皆为罗什译本。前二经后来虽然被唐玄奘法师重译，但读诵者很少。罗什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地位，对中国散文影响巨大。 第二，培养僧才。罗什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天下归仰，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他译经时常随即敷讲，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也便成了他的弟子，杰出者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其中、竺道生、僧肇、道融、慧观、慧严、僧睿、昙影、道恒等，皆称人室，慧解超群，声名昭著，为自佛教人华以来佛学水平最高的义学高僧。僧肇的《肇论》四篇，辞意俱美，被公认为华僧论著中之“无上精品”，在中国佛学史和哲学史上有极高地位。竺道生则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千古佳话，在经典未到之前便有了符合经典的悟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