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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无疑是论说文的一种。这篇研究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学位论文，可以说是古今两种论说文的碰撞和拥抱。无论是当年阅读初稿，还是今天阅读定稿，我都一直饶有兴味地观察，这种碰撞和拥抱会给论文的面貌甚至论文作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往大里讲，这其实是在思考研究对象与研究结果以及研究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许应该说，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为进行这一思考提供了非常好的个案。论说文与经、史、子、集四部都有密切的关系，很少有文体是这样的。这是论说文体独特性的一种体现。简单地说，经部中的经说和经注都属于论说文；史部中有史论；子书既是论说文所从出的母体，也是汉魏以后论说文篇章发展的重要起点；无论在总集还是别集中，论说文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论说文经典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史书的著录以及总集的选录，这其实表明了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繁荣发展与当时学术文化的关系，用刘永济先生的话说，就是：“论之为体，盖著述之利器，而学术之干城也”，“是故此体之兴废，常与学术相始终”（《文心雕龙校释》）。从论说文体繁多的名目、丰富的题材以及与诸多文体的广泛而复杂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出论说文与学术文化的这层联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讲究文采的时代，论说文往往既讲究文章辞采之美，又是学术思考的美好结晶，此中翘楚，当推由五十篇精彩论说文构成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不仅给我们带来知识和思维的启迪，也留下了不尽的审美回味。《文心雕龙》对京州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有一些影响甚至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京州是否有所觉察。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称，他的文体论各篇都是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层次展开论述的。京州此书的结构，与刘勰的四个层次说可谓不谋而合，也可谓不得不合。第二章《体裁论（上）》是对论说文体的溯源，亦即“原始以表末”。《文心雕龙·论说》将论说文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等八个名目：“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此即所谓“八名”。京州《体裁论（上）》以探讨论、说、难、评等“四名”的体制和源流为主，而以原、辨、解、喻“四名”附焉，显然是从“八名”变化而来的。《体裁论（下）》是研究论说文与其他文体或者其他著述形式的互动关系。论说文出于子书，二者之间既有分明的界限，又有交叉和融合。刘勰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这只是简略的分辨；京州则从形式、内容、创作主体的出发点以及包括正史艺文志在内的历代书目的著录方式等方面入手，将子与论之间的界限划得更加清晰明确。《赋与论的开疆与互动》一节从渊源、命题、用韵、铺叙、假设主客问对、铺张扬厉的风格诸方面，论述论体“拓宇于汉赋”，论述具体而切当，对于理解赋论二体都有帮助。此外，《设论：介于赋论之间》、《私论与公议》、《连珠：微型的论文》、《注释：解散论体》等节，分别辨析论说文与设论、连珠以及注释之间的关系。考释论说文与周边诸文体的关系，是“释名以章义”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对比和甄别，更能厘清论说文体的内涵和外延。《题材论》亦分上下两章，共八节，上章五节，涉及理论、政论、史论、文论以及杂论五大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具体论题，依次展开；下章三节，则是对若干有代表性的题材进行专题研究，上下两章是点和面的结合。这两章有很多表格特别值得注意，通过一系列费心整理的表格，对某一专题的论说文进行分类梳理，其功能相当于“选文以定篇”。第五至第七章依次为《修辞论》、《结构论》和《风格论》，则显然是“敷理以举统”。在古代文论中，刘勰《文心雕龙》历来号称体大思清，结构绵密，京州如此结构全篇，恐怕是受益于《文心雕龙》一书。研究主体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这是又一个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