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伯星君专业于美术，毕业后任职浙江日报社直至退休，为资深美术编辑，擅长历史人物画与界画。业余博览群书，好读宋史与临安志。他退休后自创工作室，为各地文博场馆绘制古代历史陈列画。据说他白天作画，晚上著书，勤奋如此，实非易事。今又见《图说宋人服饰》书稿，果实累累，令我欣慰。读其所著，有两个明显特点：一、 独立思考 求实存真 关于宋代画院与画家，历代均有人研究，文章典籍较丰，似多定论。但伯星的几篇有关文章却不袭成见，独立思考，论述辩证，以史实纠正数百年之讹误，观点新颖可信。其实，中国美术史论历代著述汗牛充栋，由于时代的局限，难免瑕瑜互见，其中不乏主观臆测、以讹传讹之说。今人研究美术史自应以科学的方法、可靠的资料，纠讹正谬，厘清史实，使传统绘画更好地传承下去。伯星初治美术史，敢于攻坚克难，推翻前人成说，提供新资料、新观点，是需要勇气和才识的！ 二、 直观形象 梆开蹊径 先哲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有一经典论说：除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外，还要求细节的真实。伯星以画入史，以图说史，是实践这一经典学说的可贵尝试。人物服饰即”细节“之一，既彰显着个人的身份与性格，又反映着时代的变迁。旗袍今日几被视为国服，起初只是善于骑射的满族女袍，方正朴素。待其进入宫廷，一变；到了民国尤其”五四“后，一大变；现今则成为风情万种的时尚女服。可见服饰本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民族文化中广被众生的一个鲜明标志，因而近年来介绍我国古代服饰的图书联翩而至，且无不印刷精美，内容全面系统。 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伯星的新著《图说宋人服饰》不仅未见多余，反觉得自有其不可代替性与独到之处。从已出的同类书可知，当今众多的古代服饰研究者无不追求资料的全面系统，著作无不从先秦写到清末民初乃至近现代，绵延三千年。伯星却另走一路，从三千年浩大序列中抽出中间三百余年作为标本，加以放大重组，使许多在通史式服饰书中因无容身之地而消失的种种细节，得以一一现身，作多视角的展示，由此涉及礼制、朝仪、民俗、百业、娱乐、宗教、征战、地域差异乃至社会生活的种种侧面，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宋代服饰文化的内容。通过图例和说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服饰，而是整个宋代的社会生活。因而相对那些通史式服饰书而言，《图说宋人服饰》无疑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断代史。 这一新著还有以下可圈可点之处： 一、 洋洋大观 丰富多样 在通史式的服饰书中，宋人服饰一般只占一个章节，受篇幅之限，难以深入展开，使得欲知其详者只能无果而返。伯星的《图说宋人服饰》却有海量般的阵容，包含了帝后、官员、文人、武士、庶民、僧道、女子、小儿各式人等的冬夏之服、出行与居家之服、礼服、制服与便服、工作服、传统与新创之服，更有相关的发式、帽、鞋、带乃至带扣等细节，可见其搜罗之广、发掘之深。书中这么多的形象资料几乎都注明出处，除了采自宋人名画、存世宋代雕塑，也有采自历年出土发现的两宋与辽、金文物。伯星君真可谓是书山搜宝的有心人。若无长年的坚持与一以贯之的努力，是不可能获得如此丰厚的成果的。其中仅女子发式，就罗列了朝天髻、双丫髻、双螺髻、小盘髻、盘福髻、包髻、假髻等数十种图样，女帽则有元宝冠、团花冠、花楼子冠以及各种软帽软巾。伯星大概对盔甲特别有兴趣，临摹了两宋、辽、金的许多款式的盔甲，并对盔缨、臂褠等各个细部作了详确的临摹与展示，纠正了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误解。 二、 撷取宋画 艺术性强 伯星既是画家又是史家，熟知宋代名画与雕塑，以宋代画、塑说宋服，不仅保证了资料的可信性，也大大提高了插图的观赏性。图说之类的图书古已有之，因多属于工具书，插图往往粗糙；现今出版的介绍古代服饰的图书也多手绘插画，却大都绘画水平不高，往往造型不准，描画僵硬，难如人意。伯星以数十年画插图、画连环画的线描功力，将所需之例临摹成稿，形准笔精，以至有的插图几可作线描勾勒的范式。其图绘水平，堪称同类书中的翘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