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的11月11日，在慕尼黑机场，我收到社里的消息：《恽敬集》获得第17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自2007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以来，我担任过不少好书的责编，也获得过几次全国性奖项，但这次获奖，却可以说是最让我欣慰的一次，不为别的，只因为在它身上投入了太多心血。客观地说，恽敬不是一个太有名的作家。和《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李白、杜甫等大家比起来，这个清代阳湖派的创始人，并不广为人知。事实上，在接手这部书稿之前，我对恽敬的了解也仅仅是文学史上那一点内容而已。而接手书稿之后，我开始对其人其书进行查考，并逐渐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介于经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在当时直至民国颇受重视的人物，而《恽敬集》主要资料来源《大云山房文稿》经多次翻刻、印刷，其版本情况也不那么简单。 《恽敬集》的主要整理者万陆先生，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已经年过七旬。这本书稿，是三十年前他在郭预衡先生身边求学、工作时，根据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需整理古籍书目选择整理的。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获得出版机会，从此深埋箱底。一直到若干年前，他与我社达成出版意向后，又请谢珊珊女士做了重新整理校改的工作，才将这一摞厚厚的稿件交到我手里。从稿件中，既看得出老先生在当年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一笔一画誊写抄录的认真，看得出稿纸都已发黄变脆的历史感，也难免有一些受当年条件局限而造成的遗憾。 由于审稿中的一些疑问，我向万陆先生借来了包括嘉庆二十年本、《四部丛刊》本等所有底本、校本的原件或复印件。（值得一提的是，老先生非但此时慨然应允，寄来一大箱资料，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原件，而且在之后整个出版过程中，始终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支持我的判断和尝试，这才有了如今这本《恽敬集》。）而经过比对，我愈来愈加深了对其主要校本“嘉庆二十年本”的疑问，盖其与作为底本的《四部丛刊》本实在太相似了，连刻误字都多有相同者，而《四部丛刊》却是影印的光绪十年覆刻同治八年本。但是，其卷首牌记确实清楚写着“嘉庆二十年武宁卢旬宣幼眉刻于南昌甲戌坊”，这是这么回事呢？为此，我又检索了《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工具书，以及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大云山房文稿》的馆藏信息，希望做进一步调查。作为一种始刻于嘉庆年间并曾有多次翻刻的文献，《大云山房文稿》并不是很稀见，两处都藏有好几个版本，而复旦所藏更多一些。因此，我便决定前往复旦图书馆古籍部，借阅各版本来仔细比对；为保险起见，还约了好友，也是我的一位作者，文献专业出身的郑幸博士一同前往，帮我掌掌眼。 我们调出复旦藏嘉庆二十年本，却感觉跟手里的校本似乎是一样的，行款牌记都一致，让我怀疑是否自己多心了。但最终，还是多亏郑幸火眼金睛，发现牌记中的“寧”字，校本作“甯”。原来，同治八年本是完全翻刻嘉庆二十年本的，连牌记形状、字体都一模一样地照搬，只有“甯”字为避道光讳而改，才显示出其朝代在后。事实上，非但万陆先生在这里搞错了，调查后我们发现不少图书馆都被牌记误导，将同治八年本著录成了嘉庆二十年本。在等待调书的过程中，我和负责帮忙找书的值班生聊了几句，知道他叫林振岳，正跟随吴格老师攻读古典文献学的硕士学位。他对文献非常熟悉，动作又快，为我们调书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确定原主要校本其实并非真正的嘉庆二十年本，而是同治八年本之后，我向社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出于古籍整理的学术要求，社领导立刻决定，应该增加复旦所藏真正的嘉庆二十年本作为校本。那么怎么校呢？万陆先生年逾古稀，又住在深圳，势必不能亲自到上海来做这一工作；而我自己除了《恽敬集》的审稿工作，手头还有若干种其他稿件在进程中，抛下这些专门去复旦做校勘，似乎也较困难。因此，我便想到了林振岳。当时的想法，是请他将嘉庆二十年本与底本校一遍而已，吴格老师的学生对此应该是能胜任无疑的。没想到的，是他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若干天后，振岳给我写来邮件，他经过系统摸索，发现恽敬《大云山房文稿》有五个版本，分别为：嘉庆十六年初刻本（仅初集），嘉庆二十年、二十一年原刻本，同治二年重刻本，同治八年重刻本（有光绪十年重印本，即为《四部丛刊》影印底本），光绪十四年重刻本。同时有三个批校本，分别为：陶文冲批点本、沈达卿批校本、王秉恩手批本（其中还记录大量清人校语）。其中如嘉庆十六年本作为最早的版本，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而此本在各图书馆网上目录均未登记，是振岳翻卡片才查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