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的初稿，是京州的博士学位论文，开始于2005年，完成于2007年。不过，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书稿，又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磨砺，形貌与当年已大不相同了。初稿十五万字，新稿近三十万言，篇幅差不多扩充了一倍。书中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显著提升。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既是断代文学研究，也是文体研究。断代文学研究的难处，在于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断代范围之内，而要上勾下连，尽量拼接出历史发展的连续环节。换句话说，做断代研究，要有不断代的、通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处于汉唐两个统一而强盛的王朝之间，其文学发展环境自有特点，不能忽略，但如果不上溯汉代甚至汉代以前，下探唐代乃至唐代以后，就难免视角单一，视阈受限，深入挖掘便会受到阻碍。但凡从事过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人，多少都会体会到这一点，但具体到不同专题的研究，则情况又各不同。而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的基础明显薄弱，包括文献整理在内，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依托。这就要求京州像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京州“曾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的汉魏六朝论说文勾稽出来，汇为一册，并翻检当时各种史书以及后世有关类书等，广搜别采，补《全文》之未收，共得五百馀篇，四十多万字”（《绪言》），这是他“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第一步，现在书后的三个附录则是第二步。附录一是《先唐论说文辑补》，从历代各类典籍中辑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失采的论说文作者38人，论说文40篇，吉光片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件件可珍。这种爬梳工作需要耐心，也需要学力，其实并不容易，不能小看。附录二是《先唐论说文存目考》，通过对亡佚篇目的考索，尽力还原先唐论说文创作的历史原貌，虽然不能得其全豹，至少恢复了若干历史断片。附录三《论说文辨体资料汇编》，辑录自三国曹丕到现代学者姜亮夫共计33家的评论资料。如果把这本书比作一间房子，那么，这三个附录就好比建房时所需要的砖瓦木石，是京州亲自找来的，还一一检验，材质上信得过。这个既费时又麻烦的文献搜集鉴别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近二三十年来，古代文体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不少成绩，但是，相对于诗词文体研究而言，散文文体研究明显不够深刻，也不那么完善。论说文绝大多数是散文，少量是骈文，还有一些赋体论说文则属于韵文，总体来说都属于广义的散文领域。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散文文体研究似乎没有可以遵循的程式，也没有可以仿效的典范，因此，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进行剖析，从什么样的视角切入，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都要自己摸索。另一方面，文体学研究重视对作品形式及其艺术表现技巧的探讨，比起题材内容的分析来说，形式和艺术方面的探讨要么容易单调呆板，落入老生常谈，要么容易浮光掠影，难以把握，想有鞭辟入里的论述，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在某一点或者某一方面有准确的把握，就能在文本分析和诗文创作双方面给人启发，其意义非可小觑。散文的形式艺术不好把握，论说文的形式艺术分析起来更难，京州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这些探索集中在本书第五章《修辞论》、第六章《结构论》和第七章《风格论》，三章论述各有重点，可以顾名而思之：《修辞论》从譬喻、引证、顶针和鼎足对四方面，谈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修辞技巧，条分缕析，举证富赡；《结构论》则将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结构分成专论、设论、论难、问论以及书信五种体式，对各种体式又有细致的分析；《风格论》则从纵横家与名家、博赡与精约、华美与精辩三个方面，论述论说文风格的复杂多样及其源流变化。这些分析似易而实难，切实的把握更需要相当的学术功力。第五章是修订新增的，第六、七章从初稿到定稿的改动比较大，提升也相当显著。从修辞到结构到风格，这三章的论述逐渐由表及里，从浅到深，从初稿到定稿，京州对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的理解也日益全面，不断加深。论说文是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文学性，是否具有美感，在我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但京州似乎为此纠结过，在《风格论》中，他不忘强调“魏晋南北朝论说文充满睿智，讲求美感”，实际上，这结结实实的三章，就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