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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断裂”与影响 应该承认，作为一份青年学生的哲学“习作”，《“批判”的概念》在朗西埃的全部作品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研究者对其也多只是当作“跟班”之作而一笔带过。何况，就其与阿尔都塞渐生恶化的关系而言，朗西埃在自我批评中也多次表明，这篇文章纯然只是谨从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教条的幼稚之作，且不惜自行贴上“粗糙”（rustic）的标签。从1969年到1974年，朗西埃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自我批评的状态之中，这种自否定的同时，不仅是其与导师阿尔都塞的一次次分离甚至是“断裂”的过程，事实上就一种大的知识背景而言，也是其试图挣脱整个60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的过程。尤其是在1973年，朗西埃写了一篇长长的 “怎样使用《读〈资本论〉》”（How to use laire le capital）的文章，不仅对自己先前的立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更对整个阿尔都塞阐释《资本论》的逻辑作出了彻底的反动。他认为对马克思的所谓“科学”的阐释，无非只是阿尔都塞意欲实施其“理论实践”而对马克思文本的一种歪曲和伪造。所谓“认识论断裂”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手稿》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资本论》的“科学”话语反映的是同一种理论原则，这一原则将“对一个对象的建构与对其幻象的建构”设定为“同一个过程”。也许二者确实有所不同，但其间并非一种“转向”（shift）的关系，尤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因为，“科学的立场正是位于其提出批判话语的那一刻。”这样的一种“反动”事实上已经成了朗西埃日后思想的一个绝不可少的理论参照点，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这篇也许并不太成熟的习作却成为了朗西埃思想的一个结构性的“起点”。 其“起点”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从事实层面来加以理解。那就是，正是此文在1965年的初版与1968年的袖珍版，以及1973年的再版本之间的周折与分歧形成了朗西埃和阿尔都塞交恶的导火线，因此，围绕此文发表刊行的这些周折变化自是可视为二人关系变化的晴雨表。另一方面，从其真正的思想建构而言，如果说构成了朗西埃整个哲学事业之基础和发端的，莫过于对一种阿尔都塞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背叛与反抗的话，那么，朗西埃所“背叛”的立场、主题、对象，甚至方法其实都还可以在这篇学徒之作中找到“原型”。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其“背叛之路”： 第一个反向与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方法论有关。《“批判”的概念》所集中阐述的拜物教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正如齐泽克在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所指明的，商品拜物教是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母题。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中，已经隐含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要义，即，对作为虚假意识的“幻象”、“误识”的指认，对隐匿在“物”的表象背后的真实的揭示，对压抑在符号界或社会文化象征秩序之下的无意识想象的还原等等。与此相关的是，作为一种科学阐释，意识形态批判总少不了某种特定的从“表面”到“底层”深入探寻“隐匿之物”的深度阐释的理论冲动，因而总是包含了某种从“从上至下”的“垂直关系”或层级分布的论述模式，正如《“批判”的概念》中所包含的那种拜物教-拜物教论述-拜物教批判的渐进模式，或从《手稿》的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到《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的科学认识的“断裂”模式，甚至也包括至少构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之核心基础的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潜意识-意识”的精神结构分析到拉康的“想象-镜像-象征”的三阶段理论）和语言学分析模式（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符号-象征）。所有这些对事物、表象、符号背后的“真实”、“真理”、“意义”的探寻和阐释，在朗西埃看来，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支配性话语方式，因此，为了反对阐释的深度模式和层级形式，朗西埃宣称他所极力提倡的“平等”立场不只是一种立场，同时更是一种独特的论述方式：一种类似于“水平分布”（horizontal distributions ）的，其关注点不再是事实与真相之间的“裂隙”（gap），而是重在不同可能性之间的联合形式的“地形学”（topography）。 第二个反向是针对“症候式”阅读所带来的“教学法”（pedagogical）模式。就像阿尔都塞对朗西埃的报告所作出的“精确和严格”的评价，“严格”在此是作为科学性的一种合法性保障而被提出的。在《“批判”的概念》中，我们不难看到作为“学徒”的朗西埃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严格遵守这一科学规范的。文章不仅对原著的引用与解读极其细致耐心，而且用语和结构体例也都中规中矩，这和朗西埃日后那种疏于引用，不作阐释，言语机敏，在各种学科、各个领域之间穿梭游走的非理论、非学科性的话语方式判若云泥。这种科学性的“严格”事实上也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所强调的一种特殊的“看”和“听”的方式有关。因为要破除“听”与“看”的直接对象性的神话，阿尔都塞要求科学的“听”与“看”必须是双重的，即要能够从沉默和空白处辨认出尚未说出和尚未看到的事物和意义来，因此，一种训练有素的“听”与“看”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看”，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可见领域与不可见领域之间必然的都看不见的关系”，所以，“症候式”的“看”绝非普通意义上的看，而是一种对“看”的能力提出了特殊要求的看：“为了看到这种看不到的东西，为了看到这些‘忽视’，为了在完整的文章中证明这些空缺，在细心写作的文章中证明这些空白，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敏锐和注意的目光，而是另一种有教养的新的眼光”。这种所谓“有教养的”眼光（an educated gaze）就是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作为哲学家”的眼光。齐泽克曾言阿尔都塞具有一种“唯理论主义者的精英主义”（theoreticist elitism），在此可见一斑。朗西埃后来将这种“严格”的、“有教养”的科学原则统称之为一种“教学法的权威”（pedagogical authority），并将阿尔都塞主义以及一切与之具有相似性的渐进主义或“社会科学”模式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萨特的介入理论以及布尔迪的社会学等都一概视作“教育学的理论”，且将这种“教学法”母题的源头一直追溯到了柏拉图那里。因此，反教学法的权威不仅是其“弑父”之作——《阿尔都塞的教谕》的立论基础，从更为宽泛的意义来看，它也构成了朗西埃整个以“平等”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像钱伯斯（Samuel A. Chambers）所说的，朗西埃著作有一个关键性维度，那就是他对“课程”（lessons），对教学（teaching）和教学法（pedagogy）的论辩，这些对于他的整个理论事业而言都是至为重要的。因此，如果说当年给初出茅庐的朗西埃赢得了青年哲学家的荣耀与光环的是这篇严格遵照老师教诲完成的生徒之作的话，那么，之后，促使他在平等思想的反叛之路上渐行渐远的内驱力之一同样也是这篇习作。之后的大半生，朗西埃几乎都在竭尽全力地与这一次成功的合作，与这一篇备受老师器重的处女作彻底划清界限。正如他在其第一本书《阿尔都塞的教谕》中就指出了的，整个《读〈资本论〉》的理论大厦都建立在一种“保守的政治基础”之上。这多少有点像在《“批判”的概念》中朗西埃所分析的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一样，朗西埃的整个学术生涯事实上也成为了对其曾批判的“对象之对象”的倒转。 然而，即便如此，即便在一种近乎公然的否定与反叛上，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一种反向的支点，事实上，这篇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初试牛刀的长篇习作却并不像朗西埃所诋毁的那样是彻底遭到了抛弃的。相反，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有诸多也许当时并不太成熟的元素却恰恰显示出了朗西埃日后思想旅程的某些“踪迹”。或者，也可以说，尽管朗西埃后来确实几乎穷尽一生在与其学徒生涯，与这样一个和阿尔都塞的“相遇”时刻道别，但作为“开端”的思想印记却并非那么容易抹除。这种印记并不单纯是指朗西埃处处近乎“过敏症”似的地要与一切和阿尔都塞主义相关的事物撇清干系，或如某些不乏辛辣的批评所认为的，朗西埃处处要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敏感症，似乎总难免使人觉得暗含了某种拉康意义上的否定的服从，即一种以“空无”和“匮乏”为前提的“不在”之“在”，或者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的凝视。而更是指，在《“批判”的概念》一文里确实存在着对朗西埃的整个思想进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奠基性的或构成性的内容与要素。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文章由“症候式”阅读所带来的一种“问题式”思考方式，即一种避免停留于同一个问题视域之内，而始终与既定存在保持恰当间距，将对象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场所变换”的思考方式，以及将对象与关于对象的论述之间的差异关系作出整体性思考，以此把握对象的“可能性条件”的思维路径。这实际上也一直是朗西埃日后思考政治、历史、美学等问题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他以一种可见、可说、可听、可做的感知分配的独特概念而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哲学、历史、美学等概念作出新的可能性的理解与分析，就是这样一种“改变问题术语”或“转换场所”的提问方式的实践。正是这样一种方式，朗西埃对穷究概念或热衷于“起源”（origin）与“目的”（telos）之类的本体论思考从来不感兴趣，他的中心关切始终是对对象和概念的可能性的形构与追问，同时也是对现实关系的形构与格局如何才能挪移转换而为另一种可能性的地形学式的探索。他对政治出现的“时刻”（moment）、艺术得以识别的“体制”（regime）的考察等都可视作是这种提问方式的探索。正像洛克希尔所指出的，朗西埃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分析背后，一个中心的论题是清晰可辨的，那就是各种建立在矛盾关系之上的实践之出现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这种贯穿于朗西埃思考的核心观念，其实早在《“批判”的概念》中就已有提出，如在该文的结尾，朗西埃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在什么场所（terrain）它能得以解决：这是历史的别一种概念”。 除了问题式的切入方式与可能性的视角，《“批判”的概念》中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朗西埃在马克思的“外表化”的阐释中，对一种呈现于事物表象之中的双面性联系的发掘与肯定，即一种以可感知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既是表象，同时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关联性。尽管这种关联性并非朗西埃的原创，而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式的“双重”阅读早就规定了的。但在侧重点上，朗西埃与老师之间还是发生了一些偏移。在此，有必要稍作说明的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其实是以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前提的，这也是阿尔都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精神特质所在，他的斗争哲学之精髓就在于要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运动过程的性质的基础上，找寻超越现存秩序的历史动能，最终达成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使命——“改变世界”。在症候式阅读的“换喻因果性”或“结构因果性”里，作为“不在场的原因”或“消失了的因果性”而存在的“结构”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历史动力。不过，在阿尔都塞的社会历史整体框架里，虽然强调历史结构的各种相对独立的环节和构成要素之间是“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共同关系，但在“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支配性意义上，还是表明了某种讲求等级次序的结构。有关历史的发展意识也是如此，尽管阿尔都塞将那种同质性的历史连续性和本质切割式的历史划分都视之为历史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支持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意识，但最终依旧非常强调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固有结构才是确立复杂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其症候式阅读的最终目的所在，即通过一番艰苦卓绝的科学的辨识，在不断发现“新问题”（这种问题往往是以问题的答案形式出现的，即以呈现问题的答案而问题自身空缺的形式）的过程中无限接近那个“不在”的真实，这也是“结构”的历史功能或理论效能之所在。 朗西埃在这篇谨遵师道的哲学习作里，虽然对社会生产关系中那种“消失”或“不在”的结构性力量的强调和老师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对“外表化”或“具象化”的突出则使其与导师的关注点拉开了一定的间距。阿尔都塞试图阐释的是“不在”、“空白”后面的“真实”与“归根结底”，因而着重强调的是作为幻象（visions）的“物”或表象与“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间距。但是，对于朗西埃而言，虽然也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但却似乎更多地看重表象所呈现出来的可见（可感知）与不可见（消失）二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说阿尔都塞更多的是看重一种表象与表象背后的断裂与层级的话，那么朗西埃则更多地是对一种充满矛盾的双面共在的关系的强调。就像他在此文的结论中所强调的，如果我们要去构想一个关于古典经济学的可能性的概念，那么，必须要考虑的是马克思的科学得以与古典经济学告别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所在。因此，他强调：“要理解古典经济学的可能性，就必须要对科学自身的可能性，对其自身与历史的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只有从这样的一个时刻才是可能的，即其体系自身陷入危机之中时。”这里固然是对老师阿尔都塞的“新问题”或“总问题”的一种回应，但更多的则是对一种充满积极性和生产性矛盾的双面关系的强调，而不是对多元矛盾中的决定性力量的探寻，或“归根结底”式的理论的深究。在朗西埃日后关于“政治”与“治安”两相遭遇（encounter）的政治思想，在其关于有意识与无意识、逻各斯（logos）与“帕索斯”（pathos）保持同一的艺术思考，以及包含两种不同的“文字性”（literarity）之“沉默”的压抑转化的文学政治的探讨，甚至是以一种特殊的“影像-构句”的交织为核心而对电影与文学、影像与叙事的双生共在状态的分析中，都离不开这样一种建立于“共同基础”之上的关系性存在，它们形成了朗西埃思想的一个中心画面：一个苦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关于“可见”与“不可见”、“可感”与“不可感”同台演示的歧见（dissensus）的舞台，一个在边界线上分裂与联合、独立与“在一起”、相异与相关不断重新组合的流动的共同体。 综上可知，虽然《“批判”的概念》作为一篇哲学习作，再加之师生之间日后并不那么愉适的曲折经历，在朗西埃半世纪以来的学术生涯中似乎是最不值一提，或基本上被人遗忘的一个文本。但无论是从否定性的层面，还是从积极的肯定性的层面来看，这份被当年以“严格”著称的老师阿尔都塞称赞为“严格准确”的长篇报告，在朗西埃的整个思想旅程中，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是一种具有“结构的因果性”的开始。而他与阿尔都塞之间的关系，也正如阿尔都塞的另一高徒巴利巴尔所一语道破的：“也许与‘断裂的哲学家’之间的断裂，永远不可能那么‘干净’”，因为，朗西埃与阿尔都塞之间既背离又内在纠缠的复杂关系，所表达的无非是“一种被扭曲的忠诚。”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