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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朗西埃的追随与合作 在阿尔都塞的众多追随者中，朗西埃是最早、也是最活跃的一员。按照他的说法，在当时的乌尔姆校区，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被阿尔都塞的“精神活力”（intellectual dynamism）所吸引，因为，阿尔都塞提供了某种 “摆脱大学文化”的自由与解放”。这种“自由”对于朗西埃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来自现存事物之外的颠覆或反抗的力量，毋宁说恰是对他所在意的那种以“哲学之名”所承载的可能性之“差距”，即“思维”与“生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场景的回应： 这个差距，就像一个五零年代末的高中生所经历的﹔一方面是沙特剧作与卡谬文集中那些向我们诉说实存、其意义或其荒谬性的妙语如珠，甚至还谈到自由与行动参与，和另一方面，却是课程与教科书的黯淡无光，整理着关于注意力、感知或是感应力的理论；或说，一方面那些经由哲学传统经典文本中的异说，开启了一个由令人神往、不合时代的问题所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有一个索邦大学教授，戎·瓦尔（Jean Wahl），在一堂由广播电台转播的公开讲课中，所评论的诗意话语中的神秘。除了作为一种理念的激荡交会外，当时的哲学更是一种奇特的剧场，卡谬所评论的大法官传奇，遭逢了希波（Théodule Ribot）关于注意力的理论、形式区分与真实区分之差异的笛卡尔式神秘，或是李尔克式‘敞开’的神秘，同时，等待着另一些人将综合医院中的病患带入剧场，像南比夸拉族人（Nambikwara）、小汉斯的马或是艾丽斯的猫。 在这段典型的朗西埃式的既辛辣讥讽而不又失华丽的文字里，我们不难想见，阿尔都塞及其理论的历史出场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富于时代张力和戏剧性转折的哲学“事件”。应该说，早自50年代开始，时代就已催开了某种意识的新芽，在现实的层面，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天生富有改变世界的政治热情；在哲学的层面，由萨特、加缪、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人所带来的人与世界，以及自我与他者之类的批判性思考也已经唤醒了某种朝向矛盾冲突的现实生命运动的可能性，不过，这些新的思想启蒙又都最终未能真正摆脱传统的人本主义中心和形而上学传统，冷战时代的政治高压与知识界的制度性框架的墨守成规，也使得整个60年代以前的法国思想场域仍旧小心翼翼地维系在传统、保守的界限之内。这就是朗西埃所说的“差距”和“裂隙”所在。其核心矛盾就在于：哲学以哲学之名所承诺的面向生命的新思考、新的可能性，最终却被重新封入了“哲学”甚至是唯灵论与神学的冷宫，它们离现实的生活经验太远，离社会革新的原创性或创造力太远。而真正穿越这种“间距”，并将哲学的边界进行了成功挪移的，就是阿尔都塞。在整个法国哲学和哲学教育体系还拘囿于古典心理学基础之上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人类学”堡垒之中时，阿尔都塞却已绕过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名噪一时的萨特，将目光投向了新的认知领域，即现代的、科学的理论领域。这一领域也就是60年代被视为代表着“知识帝国主义的顶峰”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超越战后法兰西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王国，致力于揭示语言学表意系统的深层结构，它同时也将与一种自50年代以来正濒临危机的激进思潮结合起来，从而彼此激活并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实践的冲击力。这一思潮即为马克思主义，而将此二者沟通起来的大师自然就是阿尔都塞。从1961年到1964年，阿尔都塞带领着乌尔姆的这一群年轻人行进在与传统和主流学术都相去甚远的理论丛林里。这里不再是人本主义的“主体”、唯心主义的“我思”、存在主义的“我在”或“我思之我”的形而上学的王国，而是逻辑、概念、符号、关系、结构、位置、无意识、断裂、转换等术语的天下，总之，它们把所有学究的、教条的、体制性的禁锢与陈词滥调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那个时期，不仅阿尔都塞自身具有解放者的荣光，他的这一帮年轻的追随者也充分享受到了理论“冒险”与充当思想“先锋”的无比乐趣。 另外，在惟求新声的年青一代那里，马克思主义也极易成为他们“将革命教条引领到生活经验的独特性与时代创新中来……用以支持外在政治渴望的运动”的首要选择。对于朗西埃这一代人而言，马克思主义确实并非陌生话题。早自20世纪30年代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在对黑格尔的解读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视野以来，法国当代哲学思想里就一直为马克思主义留有一席之地。特别是40-50年代，经由思想巨星让-保罗·萨特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双重框架之下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扬，至少对于年青一代而言，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至于如萨特所言的“像月亮吸引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但作为一种“不可超越的”哲学，在原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广泛的无产阶级与群众运动基础的法兰西，却着实是足够影响一代人的。朗西埃曾表明，在1960年进入高师学习时，尽管还是一个“孩子”，但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早在认识阿尔都塞之前就已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不过，这种兴趣是经由一些“非正统的路径”，即从萨特以及卡尔维（Jean-Yves Calvez）神父那儿来的。那正是当时主导的人本主义和神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因此，阿尔都塞以“认识论断裂”的发现而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的扬弃，以及对“科学”的马克思（晚年马克思）的确立与阐扬，无疑为这一群既充满求知欲，又富于反叛精神的年轻人打开了一片理论战斗的处女地。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无论如何，阿尔都塞为他的学生们走出斯大林主义教条而去探索别的方向亮了“绿灯”。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阿尔都塞在60年代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化创新，其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与创新，尽管此种创新诚如朗西埃的著名研究者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s）所言：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使得马克思的文本从对政党权威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就像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将圣经从罗马天主教堂中解放出来一样。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的巨大意义，同时也是针对聆听了这种理论教诲的青年学生而言的。关于这一点，霍布斯鲍姆曾作出过精彩分析：“新的反叛的一代需要一种崭新版本的革命思想武器，而阿尔都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思想家，他挑战着他周边日益软化的政治与知识界。”对此，即便是在朗西埃那本最引人注目的“弑父之作”——《阿尔都塞的教谕》（Althusser’s Lesson,1974）里，他也不无感慨地写道： 阿尔都塞把我们带错了方向，没错。但是，他也确实为我们打开了许多如果没有他将永远不会知晓的路径。毕竟，如果没有阿尔都塞，在1960年代，谁能将我们从支配着哲学话语的现象学迷雾中解救出来？如果不是阿尔都塞，谁又能为既非苏维埃国家权力的担保人，也非神学家和摇椅上的哲学家之合伙人的马克思扫清一条道路？ 这种评价是相当中肯，同时也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它是朗西埃从1961年的“青年马克思”研讨班，到1964年的“阅读《资本论》”研讨班一路追随阿尔都塞的一种体认的结果。即便是在1963年至1964年之间，很多阿尔都塞学派的学生因为拉康的吸引，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更为实用的精神分析学，朗西埃和巴里巴尔、马舍雷这些学生还是坚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阵地，对阿尔都塞及其思想立场的忠诚可见一斑。 在1961年的研讨班上，朗西埃的首度学术“秀”是关于马克思1842年发表于《莱茵报》上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的阅读报告，这次典型的对青年马克思所作的阿尔都塞式的解读，被朗西埃自称为“贴上哲学生徒标签的处女秀”。在1964-1965学年的“阅读《资本论》”的研讨班上，朗西埃的表现更为出色。事实上，正是他在1964年秋季开学之际的率先出头，才真正打开了整个研讨班的局面。“他讲了三次，每次两小时，讲得极其精确和严格……在朗西埃讲过之后，一切都来得容易了，道路已经打开，并且很开阔，为我们当时使用的那些范畴打开了思路。”这是阿尔都塞在其自传《来日方长》（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中的清晰回忆。对朗西埃这种首开局面的功劳阿尔都塞是一直心存感激的，而他对朗西埃所作报告的“精确与严格”的强调，也表明了他对这个忠诚而才华横溢的学生之高度认同与赞赏。要知道，阿尔都塞自己就是一个“明晰的，并渴望严格的哲学家”，他所极力追求的就是思想、思想的明晰性以及语言的三者统一。正是对朗西埃工作的充分肯定，在1965年《读〈资本论〉》的初版中，朗西埃的文章《“批判”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The concept of 'critiqu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1844 Manuscript to Capital)）（以下简称《“批判”的概念》）是紧随在导师阿尔都塞的《从〈资本论〉到马克思的哲学》(From Capital to Marx’s Philosophy)一文之后的。这一段成功的合作关系在阿尔都塞晚年的忏悔性自传《来日方长》里也多有记录。尽管在此书最后的“考订性索引”中，编者对朗西埃的介绍是：“这位在《来日方长》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门徒，也是惟一曾犯下弑父之罪的人”，但阿尔都塞本人每每在书中提及朗西埃，却并无太多激越凌厉之词，并温情地称呼“我的朋友朗西埃……。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1964-1965年的《资本论》研讨班上，“如果没有朗西埃，一切都将不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