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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朗西埃思想的整体形成中，阿尔都塞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朗西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教父”阿尔都塞之间的相遇，奠定了朗西埃日后与阿尔都塞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路的一种充满张力的争辩性关系。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结构主义式的理论创新，具有开启一个时代的革命性意义。而朗西埃谨遵师教，对《资本论》做出症候式解读并以此而形成的学术处女作《“批判”的概念》，尽管在其日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中屡遭否弃，但事实上，其思想的基本立场乃至学术方法等仍可以在这篇论作中找到某种理论的“原型”，因此，可称之为朗西埃学术思想的一个“反向”的起点，或者是“结构性”的开端。 关键词：朗西埃；阿尔都塞；《“批判”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O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卓婷，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本文系。 阿尔都塞在其著名论文《论青年马克思》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以此表达对青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思想世界”，即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环境的理解与同情。事实上，这样一个关于“开端”的命题同样适合于理解朗西埃，尤其是理解朗西埃与其老师阿尔都塞之间的关系。尽管此种关系，就像齐泽克援引谢林的话所描述的：“开始即是对作为开始的一种否定”，但就朗西埃思想轨迹的整体形成而言，阿尔都塞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无论是作为青年阿尔都塞学派对老师的紧密跟从，还是作为阿尔都塞主义的最尖锐的“弑父者”而与老师立场的背道而驰，在朗西埃的思想地形图里，从始至终，一个挥之不去的理论参照就是阿尔都塞。因此，如果要探寻朗西埃的学术思想历程，那么，与阿尔都塞的相遇绝对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起点”。“起点”在此不仅是指客观经验意义上的“开始”，更是指一个思想家之全部思想得以形成的发生学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青年学生的朗西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教父”阿尔都塞之间的相遇，不仅是一场戏剧性的“偶然的相遇”，更是一场必然的“结构性”的开始。 一、 阿尔都塞与“乌尔姆圈子”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开端”命题曾作出过这样的具体阐释：“任何思想家都必须在某日某地诞生，然后在一定的世界中开始思想和写作。”那么，对于朗西埃来说，这个作为诞生之地的“一定的世界”，首先无疑就是他曾身处其中的被称之为法国“结构主义时代”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继列维—斯特劳斯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模型创立结构主义人类学这一新的“社会科学”范式之后，伴随着乔汉·康吉扬的科学话语与米歇尔·赛尔的逻辑分析所带来的认知革命的推波助澜，拉康将弗洛伊德主义与人类学、符号语言学三联贯通的精神分析学名声鹊起，福柯的《疯癫史》（1961）和《词与物》（1966）也给知识界带来了石破天惊的震撼，其出版发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所有这些都无不表明，结构主义在法国已彻底战胜存在主义的唯意志论和现象学背后的主体哲学，迎来了其“黄金时代”。 朗西埃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开始之初进入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习的。据他自己回忆，事实上他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因擅长艺术而不擅长科学，在并无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巴黎高师。如果说选择高师真的算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话，那么，对于朗西埃而言，一个更大的别无选择也许应该是，他在走进巴黎高师乌尔姆校区（rue d’Ulm）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走进了一个时代，而且是这个时代之最核心部位或最深处。因为，在乌尔姆，朗西埃成为了最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并与之合作撰写了最符合结构主义理论标准的《读〈资本论〉》。这样的时代烙印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直到21世纪初，在英语学界尚未广泛接受他的时候，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这个名字依然是被归入阿尔都塞学派，作为一个6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或者，一个马克思著作的成功的结构主义的阐释者来理解的。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刻，朗西埃就已与其导师产生决裂，且几乎穷尽一生都在努力与阿尔都塞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抗衡。 按照罗兰·巴特的说法，结构主义意味着从“符号意识”（conscience symbolique）向“范式意识” (conscience paradigmaique)的转换。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二十年间，由现代语言学与结构人类学联姻所催生出来的结构主义思潮给整个西方知识界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广泛深远，而且就其本质而言，也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它无异于在整个传统的知识领域引发了一场断裂性的思想“地震”。而在60年代，真正将结构主义这种新的社会科学范式引入到大学体制这一合法性场域来的人，就是阿尔都塞。他让结构主义的“科学”与他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并由此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而为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这无论是对一直渴望在学术体制内进一步夯实其合法性地位的结构主义本身，还是对重振经历了1956年人道主义危机之后处于低潮和离心状态的“法共”（PCF）以及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言，都可谓相得益彰。凭借高师的特殊地位和阿尔都塞本人难以抗拒的理论热情与学术感召力，阿尔都塞不仅吸引了像朗西埃、马舍雷、巴利巴尔、巴迪欧等一批优秀青年学生，也将福柯、拉康、德里达等日后成为了20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巨擘的学者们团聚在其周围。正如思想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令乌尔姆成为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震中”。围绕阿尔都塞所形成的一个主要由青年学生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群体则被称之为“乌尔姆圈子”（Cercle d’Ulm）。他们主要是一群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激烈时期入校的年轻人，其核心成员中包括：1958年入校的马舍雷（Pierre Macherey）、1959年入校的罗杰·埃斯塔布莱特（Roger Establet ）以及1960年入校的巴利巴尔（Balibar）和朗西埃。此后还有更为年轻或晚近一些入学的J-C.米勒（Jean-Claude Milner 1961)、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1962)、罗伯特·林哈特（Robert Linhart 1963)、雅克布罗·耶尔（Jacques Broyell 1964)、本尼·莱维（Benny Lévy,1965)等人，相较于早些时日入校学生更热衷于出版物的刊印发行等活动，更为年轻的一批成员（尽管也就相差一两年）则更是十足的激进分子。他们试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重新寻找新的战斗领域。对于这一代人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一个政治化的决定性时刻。而在60年代初的法国，在人文社会思想领域，尤其是在一种尚由古老的索邦大学充当着典范和主导模式的学院主义体制之内，同样具有爆破性意义的新的学术思考范式即为“科学”，尤其是作为领航科学的语言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正蓬勃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正如多斯所说的：“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它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自我仇恨，一定程度的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排斥，一定程度的对现代主义的渴求——它要寻求新的模型。” 尽管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他自己也承认，在其早期论文阶段，他有同结构主义术语“调情”过度，以致结构主义“便像小狗一样，钻了我们的空子” 之嫌。更何况，这种所谓的“调情”其实远非简单的“暧昧关系”，而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契合。对此，在其自传作品《来日方长》中，阿尔都塞表明过这样的立场：“因为结构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与一切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相决裂的优势，我似乎也追随这场运动。”追随这场运动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阿尔都塞将日益陷入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泥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拉向了科学哲学的光明之地，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生的力量与希望。这场力挽狂澜的理论自救与革新运动恰恰就是在结构主义的“科学主义”框架和认识论基础之上得以完成的。从呼吁“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起点”开始，通过对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发现，阿尔都塞最终确立了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 和“非历史主义”的“科学”的结论。正是在“科学”的名义下，阿尔都塞不仅“回归”并“保卫”了马克思，更为陷入现实僵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转向“理论实践”的政治战场配备了先进精良的“科学”的武器。 阿尔都塞的这种极富原创性的理论改写所带来的思想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对“成熟的”马克思作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确认，开辟了一条从此与传统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分道扬镳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其理论的开创性意义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史密斯（Steven Smith）所言：“正如哥白尼使宇宙研究不能再以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为中心，达尔文将人类从动物王国的优越地位驱赶出来，弗洛伊德使人不再确信‘自我’就是精神分析的中心一样，阿尔都塞同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这些结构主义思想家一起，使社会科学再也不能以人（个别或群体的具有某种理想性本质的人）为其研究中心。”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成功地将实践与哲学、哲学与理论、理论与科学这些异质性的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将或业已僵死，或陷入唯灵论神秘主义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装成为了一架既具严密科学性，又充满斗争意志和革命行动力的生气十足的“理论实践”的机器。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图式里，斗争是一切政治的原动力，政治则是哲学的引擎，所谓“哲学伴随科学在理论领域表述政治，反之，哲学伴随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在政治中表述科学性。”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或概念游戏，阿尔都塞的立场鲜明而坚定，它的理论所指向的正是现实的斗争实践：“哲学是革命的武器”！或者，“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权力问题在哲学中是头号问题。哲学的确归根到底是政治的。”诸如此类极富煽动性的激进立场的表达虽然大多是阿尔都塞在1967年左右进入所谓“反思阶段”之后的思想表述，但却依然是对其前期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即已确立的作为论战型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斗士的形象与立场的延续与自我强调。作为在困难重重中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斗士，阿尔都塞无所畏惧的论战风格和旗帜鲜明的政治特征在60年代“黎明”时期的时代氛围里显得格外激动人心。 事实上，阿尔都塞所带来的“理论”的激动早已超越了“理论”本身，尽管缺少理论素养曾一度被阿尔都塞描述为是一种“法兰西贫困”。尤其是在乌尔姆，阿尔都塞之最令人激动之处还在于，他没有像传统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一样，将理论拘囿于书斋案头的沉思冥想或著书立说的纸上谈兵，而是将它们活生生地带入了课堂，带入了对现实问题的阐释与思考之中，因而在年轻一代的头脑里擦石点火，引发了一场自由思想的风暴。其实，作为高师乌尔姆校区一名著名的哲学预备班学衔考试(agrégation)的辅导教授，从50年代起，阿尔都塞就不断向其学生或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其中还包括曾深为其动的福柯。而到了1961年秋天，在阿尔都塞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并在《思想》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革命性论文《论青年马克思》之后，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与日俱增，以至于学生们亲自走到阿尔都塞的办公室请求老师给他们解答一些阅读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迷惑。为了进一步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阿尔都塞开设了“青年马克思”研讨班。在接下来的1962到1963年里，阿尔都塞的研讨班分别讨论的主题是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而到了1964年，研讨班再一次把理论兴趣锚定在了对马克思原典的集中解读上，这就是意义非凡的“阅读《资本论》”研讨班。1965年，阿尔都塞具有理论史诗意义的两部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由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并大获成功。 应该承认，就60年代初期法国大学体制的整体知识氛围而言，阿尔都塞的存在及其理论创新是显得很不合时宜的。那时，大学体制的社会政治外围尚由秩序森严的官僚体系掌控，而在其内部，以传授古典人文学科为主的索邦大学德高望重，占据着国家精神话语生产的主导性或统治性地位。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初试啼声的新的社会科学根本还不具备真正的学术合法性，更何况，在一个专事培养国家精英的著名大学里，阿尔都塞竟然将几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校园，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就连当年引领阿尔都塞走上学术道路并敦促其加入“法共”的现象学家让-图桑·德桑迪也对阿尔都塞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狂热不满，甚至后悔当初将阿尔都塞领入了一条理论和立场的“死胡同”。确实，正如德桑迪所感慨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今天还有谁是列宁主义者？” 然而，事实证明，阿尔都塞是成功的，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理论的奇迹。“那时有成千上万的阿尔都塞的崇拜者。我们在等待着。我们伺机而动。对他可能采取或不采取的立场，我们进行无穷无尽的推算。他的一个词就够把我们忙活了，他的只言片语那就是我们的幸福了。若是我们当中有谁偶尔在某本旧杂志中发现他的一篇我们不知道的文章，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便如同过节一般！大量复印！像对非法出版物一样相互传阅！把它当作圣物一般地崇拜！”这是年轻一代对阿尔都塞所产生的某种爆炸性的思想影响的回忆与描述。“他让我们惊奇，他教我们沉思。”阿尔都塞曾引德·桑克蒂斯（De Sanctis）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以表示对后者的致敬，事实上，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至少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阿尔都塞不仅成为了法国思想界备受瞩目同时也饱受争议的学术明星，更是成为了乌尔姆校区年轻学子们的精神领袖。在这里，他既是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体制内守护神，更是赋予理论以科学生机的马克思主义“新教父”。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为陈腐保守的大学体制，为被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弄得疲乏昏沉的大学哲学教育，为原本积蓄着无限政治热情的60年代反战、反教条、反权威的一代年轻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一种解放的气息，一种面向新世界的可能性。一切就像马舍雷所深情回忆的：“阿尔都塞给我们带来了一片光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