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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现代悲剧观念在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和雷蒙德·威廉斯《现代悲剧》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就不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是李叔同1915年创作的歌曲《送别》。通过对《送别》的美学—历史分析，包括《送别》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反复呈现，论证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若干核心的概念。本文从研究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资源在研究中国现代悲剧观念问题域中的关键意义，以及悲剧人文主义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初步探讨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的理论维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悲剧观念；《送别》；中国审美现代性；情感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悲剧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编号：14AZW004) 作者简介：王杰(1957-)，男，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王真(1986-)，男，江苏无锡人，文学硕士，浙江大学传播与国际文化学院教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评论。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悲剧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也是美学理论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从历史上看，悲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对美学、文化理论研究至关重要，但是当前在中国美学界理论研究的并不多。关于中国现代悲剧的研究，关于现代悲剧的理论建设尤其薄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退潮状态，近些年来才有回潮的趋势，这是一个宏观的理论背景。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物质的极大丰裕、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是也随之产生了金钱万能、享乐主义、欲望膨胀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往往成为导致社会悲剧发生的诱因，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勇气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回应当代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悲剧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切入到美学对现实的阐释、美学与社会互动的关节点，这也是研究现代中国悲剧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一、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就是在前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状态、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流行一时等等事件的背景下展开的。伊格尔顿2003年出版了《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一书，书中深入反思了悲剧与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20世纪发生在悲剧身上的不是它的死亡，而是它变成了现代主义”。伊格尔顿选择用“悲剧的观念”(the idea of tragic)代替“悲剧的理论”，以应对现代化以来复杂的悲剧性现实。这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思考现代中国悲剧观念的理论起点。在伊格尔顿的悲剧研究之前，另一位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曾在1966年出版了《现代悲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悲剧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果说这一理论的起源是悲剧性的(它源于不可回避的无序状况)，那么，它的行动同样是悲剧性的。因为它的斗争对象既不是上帝或无生命的物体，也不是简单的社会制度和形式，而是其他的人。这个问题在革命观念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无声地带。所谓的乌托邦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都恰如其名地掩盖或稀释这一根本不可避免的事实。 革命一定是悲剧性的，但是这个悲剧不是悲惨与失败，而可以在精神上达到很高的高度，体现一种精神的高贵。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评论道，威廉斯在书中用极为精要的语言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变革是一项悲剧性的工程。......社会主义的变革不是不可能达成，但一定是悲剧性的过程”。这可以说是革命悲剧在当今时代的最好例证。从1930年到1968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异常兴盛，1968年的“五月风暴”差一点动摇了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制度。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于1969年开始写作《论再生产》，他最具影响力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发表于1970年，阿尔都塞在文中运用拉康的主体概念来描述主体怎样被社会结构所质询，并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大的再生产的机制，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时代。在此之后的很多理论家都深受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当代美学理论上最大的难题是对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的把握，如何把握住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当代人又该如何走向积极未来的真实，的确是当代知识分子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正是为了回应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界而言，我们首先需要回应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提出的两大理论难题。 第一个理论难题是，伊格尔顿提出，整个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在最应该实现的地方没有实现”，伊格尔顿针对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也是他在《甜蜜的暴力》中首先要予以回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曾深刻揭示了历史悲剧的本质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可是社会主义又缘何在曾经实现的地方破灭了呢?伊格尔顿认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将资本主义当成最坏的东西，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赞扬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令人难以想象的推动力，使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就是说，马克思首先肯定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理论上，自尼采之后，20世纪的西方社会中普遍流行着一种“悲剧消亡论”的论调，威廉斯的书正是针对“悲剧之死论”所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2003年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既是对“悲剧之死”这种观点的回应，同时也是对威廉斯的回应。威廉斯的《现代悲剧》是在“五月风暴”之前写作和出版的，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巨变，在社会主义运动和悲剧理论方面都提出了新的问题，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是他所作出的思考。我们今天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这个语境中，结合中国提出的问题，作出我们自己的思考。 第二个理论难题是伊格尔顿认为中国并没有悲剧、也无悲剧理论，或者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悲剧理论。其实不仅是伊格尔顿，许多国外理论家都曾提出“中国无悲剧”的观点。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悲剧的超越》中认为，中国人只具有一种“悲剧前知识”，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痛苦、不幸和罪恶都只是暂时的、毫无必要出现的扰乱。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拆，只有哀叹。人们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他安详宁静地忍受折磨，甚至对死亡也毫无惊惧；没有无望的郁结，没有阴郁的受挫感，一切都基本上是明朗、美好和真实的”。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同样否认中国悲剧的存在。当然这里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指西方意义上的悲剧艺术，但是对“中国无悲剧”论的质疑以及中国文化对人生悲剧意义的阐释，也是许多国内学者一直在认真思考的。我们坚持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有悲剧经验存在的，尤其结合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来分析时悲剧经验是一个基本的存在。中国社会自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进入了现代化过程，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悲剧性变化，这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有很多表达，而这些表达无疑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悲剧经验。但是，悲剧经验并不同于悲剧理论，经验是指由日常实践得到的知识与技能，具有普遍性和经验性；而理论则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哲学思辨后的系统化、抽象化的概念表述，兼具真理的性质。我们拥有大量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学者，但的确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现代悲剧理论著作出现。伊格尔顿等西方学者对中国、对中国学者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需要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回应这些外国学者的责难。 中国的现代化现实中存在着深刻的、悲剧性的审美经验。当代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以及对文学、艺术现象的阐释，都呼唤着对悲剧理论与悲剧观念的研究，这也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的任务所在。近现代以来，中国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足可以表达出当代中国的悲剧观念，例如：在陈凯歌早期导演的电影《黄土地》和《霸王别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十分强烈的悲剧色彩，但陈凯歌近期的电影《赵氏孤儿》却是一部失败之作，甚至电影剧场里会爆发出一阵阵的观众的笑声。这不仅是导演陈凯歌的失败，更是中国美学理论界的不足，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能给艺术家提供理论上可以支撑关于当代艺术观念的论证。在现代悲剧观念的问题上，中国的审美经验及其艺术表达已经走在理论前面，但是理论却远远落后于艺术的创作，人们十分期望出现对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阐释。面对许多具有中国悲剧观念的重要的作品，当代中国美学应该有足够的勇气树立起中国悲剧观念的理论自觉，并逐渐完成理论的论证和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