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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几个基本概念 中西方的悲剧意识都伴随着不同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国现代悲剧观念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理论家曾经都对悲剧问题有过理论上的论述，但是在1949年之后建设性的讨论始终没有活跃起来。可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对于现代悲剧观念的表达一直都是存在的，对于中国美学而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理论建设的认真追求。当伊格尔顿提及“社会主义在最应该实现的地方却没有实现”时，这并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是悲惨的，伊格尔顿在这里提出的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即“现代悲剧观念”或者说社会主义目标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方式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悲剧观念与悲剧理论并不相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它自身的悲剧观念，在悲剧观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释，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悲剧理论，由于针对问题的角度不同，各种理论都可以具有它们自身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在关于中国悲剧观念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有若干个概念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 现代悲剧。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马克思写道：“你(拉萨尔)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问题在于“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拉萨尔提出了很高的艺术要求，要求拉萨尔在新的思维框架、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经验下来表达和陈述自己的理论与创作。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区别在于：拉萨尔仍然停留在歌德和席勒的层次上进行艺术创作和理论表述，而马克思则着眼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艺术表征，即1848年发生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之后的历史形势，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已经具有历史可能性的条件下讨论现代悲剧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济金根(拉萨尔剧中的主人公)作为垂死的骑士阶级的代表来反对现存制度，即以旧的阶级与方式(骑士的方式)去反对新制度的代表，这样的方式不可能得到城市公民与农民的支持，因而出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不仅是对历史悲剧本质上的揭示，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现代悲剧理论的发生。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悲剧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同样需要我们对发展变化着的审美经验不断的作出理论上阐释。许多中国理论家在回答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有无悲剧问题的质疑时会例举出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悲剧作品，这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在理论上，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现代性的背景与语境下讨论现代悲剧观念，并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悲剧的观念。英文为“The idea of tragic”，这是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中提出的概念。伊格尔顿用“悲剧的观念”代替“悲剧的理论”的概念，以表征现代性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更为复杂的悲剧性现实。在当代社会中，悲剧并没有消亡，反而突破了狭义的美学范畴的阈限、扩展为一种与哲学、政治等相关的广义文化概念，以一种精神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观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悲剧理论相比，悲剧观念更多强调的是对悲剧性生活经验的表达，这些现实经验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有不同的表现，其具体的表达机制也各不相同。这正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起点所在。现代化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复杂而深刻的经验现实，因而如何将中国的现代悲剧性审美经验予以理论上的梳理与表达，找出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内核，是中国美学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概念，作为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工具，在美学领域即是指审美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下，审美经验是很复杂的矛盾结构关系，通过对现代悲剧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进入到具体的“情感结构”中去，进而进入对具体社会关系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路径，但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关于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分析的研究都是只停留在作品表层意义的分析和评价，而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阐释，这就难以把握住具体的、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的文化语境，以及具体语境下的审美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方法恰恰可以通过对当代艺术作品与情感问题的分析，进入到对社会矛盾的分析，这同时也是对社会问题分析的重要方法。 恐惧与绝望。“恐惧与绝望”历来是悲剧审美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领域，从文学上对恐惧与绝望方面开展研究的已有不少，包括对鲁迅及许多当代作家在这方面都有过研究。若上升到美学层面，这一对概念与崇高相关。特里·伊格尔顿在《甜蜜的暴力》中深入分析了“恐惧与绝望”及其与希望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现代派艺术予以分析与说明。人可以有很多种失望的绝望，但有一种绝望始终与希望相联系。在中国文学中，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具有很明显的“恐惧与绝望”的特征，“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里同样涉及了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联系，其中寄寓着深刻的悲剧内涵。但是在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美学的研究中，以往的文本研究却并未上升到悲剧美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对《野草》进行剖析，对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 世俗性的崇高。伊格尔顿在对当代悲剧观念进行表达时使用“世俗性崇高”这一概念以回应在现代社会“悲剧之死”的责难。在西方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悲剧历来都是一种贵族性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了现实存在的基础，所以必然走向死亡。伊格尔顿针对性地提出“世俗性的崇高”的概念，以证明悲剧观念在现代不仅存在，而且对于当代文化建设而言，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存在。这是一种普通人的崇高，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面对和挑战不可能战胜的对象，但仍然勇敢面对，义无反顾，显示出一种令人尊敬的真诚、正义、无畏和同情。这种崇高是人性存在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理论在现实生活的闪现。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到这种“世俗性的崇高”的存在，在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主人公是一位其貌不扬、生活中失败的人，并不是一个成功者的人物形象，但是看完作品后我们会被他深深地打动，他的情感与选择、对生活所作的决定，散发出一种人性的光辉，的确具有某种可以用崇高来表达的东西。此外，我们以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还体现出来一种别致的“优美化崇高”风格。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就是“优美化崇高”的最好体现，程蝶衣的形象无疑是优美的，他最终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同样也是崇高的。这与中国文化中中国美学一直以来的抒情传统不无关系，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普遍性，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特殊现象与表达的形式特征。 人性中的“恶”。美学史上历来对悲剧问题的讨论都会提到“恶”，“恶”总是与悲剧相伴相生，并与悲剧处于矛盾状态中相互纠缠。恩格斯在提及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时，指出这里包含的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某种程度上，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恶”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没有“恶”，悲剧很难上升到一种至高的精神高度。这就涉及到关于人性问题的探讨。悲剧问题与人性息息相关，我们在研究人性问题时，很有必要对悲剧观念进行深化、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与说明。 “神圣性”。当代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神圣性的缺失，或者说价值失范。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社会改造方案，希望通过美育的神圣性来解决社会现代化的弊病、用审美经验的神圣性来修正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大量存在的不合理性。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用审美教育实现个体精神升华的设想往往是失败的，许多受过良好审美教育的人仍然不具有超越性与神圣性，例如，德国纳粹的许多军官有很好的文学、音乐和美学修养，但是仍可以一边下达杀人的指令，一边回家欣赏音乐。再比如电影《芳华》中的那些帅哥和美女，在他们驱逐刘峰和何小萍时，也暴露出他们美丽外表下的“恶”。因此，如何在审美经验中找到这种获得神圣性的文化呢?康德的“道德律令”事实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文学》上曾刊载过的一篇小说《北京和尚》，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例证。小说描写的正是我们当代的生活，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败之后去当了和尚，之后又与红尘女子产生了种种情感纠葛，在经历了不同的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磨难之后，主人公在最后也达到了一种具有神圣意味的境界。作品实际上触及到了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信仰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悲剧问题的阐释大都着眼于儒家文化与中国悲剧观念的关系，在中国人的当代日常生活中，佛教文化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时还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方式，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李叔同在创作完《送别》之后，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出路的情况下，终于剃度出家，选择最为严格的律宗修行，期望通过个体的“戒律”，来达到人格和精神的自由境界。李叔同对中华文化命运的思考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同的人面对苦难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可以在苦难的生活中达到神圣性，有的人却不能，这种不一致正是现代悲剧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所在。 中国式的悲剧。中国人对待苦难、对待“恶”的反抗，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反抗不一定是从开始就爆发，在往往是一忍再忍让之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往往是彻底的、绝望的爆发。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就是“中国式反抗”很好的一个体现。电影用四段式的结构讲述了四个普通人的悲剧故事，在《天注定》中，电影中的人物或者是因为“爱”、或者是因为“义”、或者是因为“情”......现实中的平常心，在现实的机制逼迫下，被逼到绝境，终于做出令人震惊的壮举，成为一种崇高的现象。故事最终的结局最终都是指向了死亡，如加缪所言，“对受害者而言，惟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惟一的动机”。影片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一种暴力美学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为了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只要社会中还有一个人未得到平等的自由与发展，就很难说这一理想已经真正实现了。在社会中，只要有悲剧，就会有反抗，也正是反抗唤起了我们对苦难与悲剧性现实的关注。 当然，关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概念还有很多，例如：关于主体性的自由、关于欲望与乌托邦、关于“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关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等等，都需要开启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但无论怎样，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种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当前的任务在于，从中国的审美经验、意识形态表达的机制的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再将抽象后的理论逐步扩展到普遍性的高度，这对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研究应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