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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站：向新耶路撒冷“上升”与神秘性感知 珍珠少女在与“我”隔河进行的长篇论辩结尾指出，她已不再是“我”两岁早天的女儿，即那颗失落在“封闭花园”淖泥中的珍珠，她早已成为圣羔羊十四万四千位同样装扮的珍珠新娘中的一位，并在“我”的催问下道出了自己现今的住址：“你提到在犹太地的那座城……是羔羊特意觅得/为了在那儿替人类承受痛苦/那便是旧耶路撒冷……但那座新城乃应着神意被降下/使徒在《启示录》中有所记载。”(Pearl：936-943)(43)此刻，“我”经历了“向下”和“向前”阶段的朝圣，已临近人间天国中央，就是与T-O地图上的圆心对应的地方，也即旧耶路撒冷，但尚未抵达地图圆心；因为新耶路撒冷需要“应着神意被降下”，所以珍珠少女接下来给出一个“向上”的指令将“我”引领至一处神圣的山顶(对应地图上的“圆心”旧耶路撒冷)，等待观瞻借着神恩“自天而降”的圣城的神秘幻象： “若我要向你展示这座圣城， 你且朝溪流的源头一路上行， 我会在对岸一路跟随， 直到你抵达一座山坡。” 我于是不再有片刻的踌躇， 穿行于树叶繁茂的可爱树枝下， 直到来到山坡，我一面向上爬 一面看见了那座城，凝视着它， 坐落于溪流彼岸，距我遥远的下方 比光芒四射的太阳更加金碧辉煌。(Pearl：973-982) 天上的圣城本不可能出现在作为“接待厅”的人间天国中，“我”作为一个罪业未清且未死的肉身，本来也没有资格见到新耶路撒冷，“我”得以享此殊荣全是因为珍珠少女的中保为“我”赢得了福祉。新耶路撒冷从T-O地图的顶点(定位点)降下，甚至被降到“距我遥远的下方”，以便于“我”登至山顶观瞻，但“你[我]只能从外眺望那座洁净之城/双足却不能踏入城内一步”(Pearl：969-970)，因为进入这座“洁净之城”并在其中居住是《启示录》中十四万四千名受印的完人(《珍珠》中被改写为同等数目的处女)才能享受的殊荣，俗世凡人只有通过忏悔、领圣餐等一系列圣礼来度过“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良善一生，才有望死后加入这支队伍。 “我”在山顶所见的圣城异象模仿了《启示录》第21章所描绘的感官盛宴，但诗人大量扩写了这一场景。于是，在《珍珠》的相关段落中，视觉、嗅觉、听觉等身体官能被纷纷调动起来：纯金耀眼的地面，12种宝石的璀璨墙基，结12种水果的生命树，众天使向圣羔羊抛洒“最甜美的馨香”，并齐唱响彻天庭的赞歌；没有黑夜，白昼永存，没有日月，因为羔羊(lombe)就是永恒之灯(44)与至高的光源；从羔羊的王座那儿还涌出了一条光辉远远胜过日月的河流，仿佛是之前人间天国中以珍珠为河床的溪流的延伸和完善(see Pearl：1046-1125)。站在T-O地图的中心眺望原属于地图顶点的新耶路撒冷，凭借通过珍珠少女的中保而彰显的神恩，“我”在朝圣路的终点看见了本应在T-O定位传统中位于“东方”的最高的异象：以羔羊形象现身的“全能上主”(majestas domini)——受难后复活的、如今在天国审判灵魂并为信士带去永恒生命的、上帝神性的一面。(45) 与此同时，“珍珠”诗人又以一种大胆而罕见的原创性，在同一只羔羊身上刻画了上帝人性的一面：一条鲜血汩汩的巨大伤口敞开、正在迎接死亡的“哀恸之子”(Man of Sorrows)。无论是在通行本圣经《启示录》原文(《珍珠》的文本基础)还是在诗人写作时期英格兰流传的大量《启示录》彩绘手稿(一些学者认为《珍珠》亦从这类图像中汲取了灵感)中，基督形象最著名的两个侧面“全能上主”和“哀恸之子”几乎从未合一过。(46)在新耶路撒冷进行最后审判的“全能上主”身上不可能出现朗基努斯之枪刺出的伤口，因为“全能上主”形象展现的是基督对死亡乃至时间本身的克服，而按照圣经应许复活的基督的肉身必须是完美无损的。(47)但“珍珠”诗人却在这里对通行本圣经进行了高度个人主义的处理，刻画了一位既已在天国获得永生、又在以汩汩流血的伤口展现死亡过程的基督：“天上的能天使齐声歌颂(圣羔羊)/声音传彻大地，直贯地狱”(Pearl：1125-1126)(48)，“但在他心脏附近，透过撕裂的皮肤/能看见一条又宽又深的伤口/鲜血从他雪白的腹侧喷涌而出”(Pearl：1135-1137)，“尽管他受了重创，伤口裸露/神情却丝毫未流露苦痛/眼中满是喜悦和荣光”(Pearl：1141-1143)。《珍珠》中的羔羊基督同时是“全能上主”和“哀恸之子”，同时展现了上帝的神性和人性，这种处理方式绝非诗人无知或无意疏忽，而是为了达到特定的训谕和艺术效果而对既有图文传统的有意背离，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通过羔羊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与其面不改色的喜悦之间的反差，来重申《珍珠》及长诗《坚忍》中一再强调的“坚忍”之美德的必要。所谓“效法基督”之训谕的核心要义也在于此，在于“坚忍”这个与拉丁文动词“忍耐、承受、等待”(patior)以及现代英语名词“受难”(Passion)、“耐心”(patience)同源的中古英语名词(pacience)。(49)诗人在全诗临近结尾处还借叙事者-做梦者“我”的声音为这种看似矛盾的处理做出了响亮的辩护： 这番月下的奇迹如此非凡 没有任何肉做的心能够承担…… 那高贵的身影教我目瞪口呆 我如一只晕眩的鹌鹑，无法动弹 尝不到片刻的宁静，也不能思索 纯净的光芒令我心醉神迷…… 若有人以肉身享见这景象 即使全世界的医生云集救治 他的生命也必将陨落于尘世。(Pearl：1081-1092) 在这节诗中，诗人以酷似波纳文图拉或者理查德·罗尔的风格(50)以及属于典型中世纪神秘主义写作的语汇(“目瞪口呆”、“晕眩”、“无法动弹”、“心醉神迷”等)，换言之，以一种十四世纪英格兰读者不会陌生的“移情性虔敬”(affective piety)，确凿地给出了羔羊基督在“我”眼中能够同时是“全能上主”和“哀恸之子”的原因：“我”并非以肉眼凡胎(“肉做的心”、“肉身”)凝视新耶路撒冷中的圣羔羊，也没有通过入梦前在封闭花园里的身体感官或是中转站“人间天国”里桥梁性的精神感官来感受它。在这与《启示录》中描绘得如出一辙的真正的天堂异象面前，唯有超越前二者的神秘感官才能支撑“我”去经历和歆享这至高的天启。这正是前文所提及的“云”作者所谓的“以一种你永远都不能了解的方式”去观看，也是波纳文图拉笔下沉思者的灵魂为了抵达“在我们之上的地方”而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在与“珍珠”诗人同时代的希尔德加德的宾根、理查德·罗尔、诺维奇的茱莉安、玛格丽特·坎普等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中，神秘性感知凌驾于一切物理及逻辑原则之上，超出了身体官能和智识官能所能指证和想象的一切。就此而言，《珍珠》中的“我”在异象梦的第三阶段看见的双面羔羊——既是“哀恸之子”又是“全能上主”，正在演绎死亡却已战胜了死亡，展现了曾作为历史事件的受难如何正在以救赎的非历史性凌驾于时间之上，这正是诗人强大的释经能力、架构天赋和文学胆识的体现。 《珍珠》中的“我”在梦醒后又回到了他丢失珍珠的花园，但一切并未回到原点：“我”的精神境界已被入梦时分的“向下”(对应T-O地图上从“英格兰”的“坠落”，同时影射原型意义上始于伊甸园的人类原初的“堕落”)、梦中的“向前”(对应T-O地图上从英格兰下方的西北圆周右行、逐渐行至圆心旧耶路撒冷正下方的“前进”)、梦境收尾时的登山“向上”(对应地图上从圆心正下方到圆心旧耶路撒冷的“上升”，并用藉着神恩自地图顶点垂直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异象，来影射“我”无法活着完成的通往天国的神秘“上升”)之三段式朝圣彻底改变。在芬芳馥郁的香料花园中“我”曾依赖身体感官去体验周围的一切(包括痛失珍珠/爱女的悲伤)，这种感知随后在同样沁人心脾却具有金属/矿物的恒定性的人间天国中被精神性感官所替代，最后在完全由金属和宝石构成的新耶路撒冷门前升华为神秘性感官。 诗人不吝笔墨地为我们区分三种不同等级的官能所能测绘的三种进阶的感知对象：植物性封闭花园中的写实主义风景、半植物半矿物性人间天国里的超现实主义地貌、全然由金属和矿物构成的新耶路撒冷中的神秘主义的异象。其结果是，“我”在这场升华感官的朝圣终点不再执着于最初对珍珠的物理性占有，明白了只有在“效法基督”中度过良善的一生，才能希求于死后再次抵达新耶路撒冷，永久享见众多的“珍珠”以及作为万物光源的羔羊基督。“我”不再自囚于哀悼的牢笼，而是像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十四世纪朝圣文学主人公那样，最终找到了尘世生命的方向。《珍珠》的主人公也因此能在全诗末尾以一种坦然而自信的呈献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叙事：“我现在把它[珍珠]交付上帝/带着基督和我本人的祝福。”(Pearl：1207-1208) 在诗人写作的中世纪欧洲，地图即是地理也是历史，既是知识也是信仰的产物，是地名索引也是朝圣路线图，同时还是一部动物和怪兽百科图鉴，一部为基督徒指出“道路、真理和光”的人生手册，一部关于宇宙创世蓝图和个人生活愿景的图像寓言集。而以《赫尔福德地图》为典型的T-O地图不过是其中结构最清晰的一种范式，也是唯一可能被《珍珠》这样的三段式长诗以文字再现的范式。其他同时期著名欧洲地图范式还包括：条形地图(strip map)，以绘制于1250年左右的马修·巴里斯《大编年史》所录从伦敦到耶路撒冷的“路线图”为典例，条形地图仅以线性方式呈现点到点之间的相对方位关系，有时在两座城之间标上中古法语“jurnee”一词，表示骑骡大约行走一日的距离(51)，我们将它的范式概括为“行政”；真福地图(Beatus map)是一种在宗教中心主义上比T-O地图更激进、几乎完全抛开了对地理准确性追求的信仰地图，通常呈椭圆或四角接近方形的扁圆形，旨在描绘使徒在世界各地布道的区域(52)，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教”范式；带状地图(zonal map)的古典源头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更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这种地图从赤道起分别向上向下将圆形世界划分为五至七个平行气候带，虽然只呈现东半球的样貌，却是最容易被现代科学“认出”的一种地图范式(53)，不妨称其为“理性”范式；区域地图集(regional atlas)以侨居意大利的十二世纪伊斯兰学者伊德里西为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所制的《罗杰之书》中的70幅区域地图为典例，是希腊、拉丁、阿拉伯三大地理学传统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世界观碰撞和整饬的产物，其范式可概括为“交融”(see History：54-81)(54)。 在所有这些中世纪欧洲地图范式中，唯有《赫尔福德地图》这样的T-O地图始终聚焦于个体的朝圣之旅，用鲜红色标出从位于地图西北角(现代地图定位中的西南角)的英格兰到位于中心的耶路撒冷途中所有的“朝圣驿站”城市，因此我们又把T-O地图称为“朝圣”范式。恰如“英格兰”被画在《赫尔福德地图》的西北端(现代地图定位中的西南端)，而“赫尔福德”又被标识在“英格兰”西南(现代地图定位中的东南)(55)，使用中古英语西部方言的“珍珠”诗人及其笔下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者应当被视作该地图的邻乡人。 今天，《赫尔福德地图》依然像七百多年前一样悬挂于它的制作地英国赫尔福德大教堂，该教堂所在的赫尔福德郡位于威尔士与英格兰的交界处，是英格兰教会权柄所能触及的最远处。赫尔福德郡与诗人故乡斯塔福德郡一样(56)，都属于英格兰中西部的西内陆区(West Midlands)，两郡相距不到80英里，中间仅有什罗普郡一郡之隔。《珍珠》的写作时间比《赫尔福德地图》制成时间晚半个多世纪，诗人很可能亲自造访过赫尔福德教堂，亲眼看过邻郡这份闻名遐迩的地图。“珍珠”诗人用诗句描绘的灵魂朝圣之旅，恰恰与半个多世纪以前成图、为读图者指明物理朝圣之旅的《赫尔福德地图》形成了结构呼应、旨趣相合的图文互注，这应该绝非偶然(57)。在一张高1.59米、宽1.34米的巨型牛皮上，赫尔福德T-O地图唤起了基督徒对“朝圣”的渴望，并要求他们以信仰的目光串起散落在这块“世界之布”上的精神食粮；在1212行辞章焕然的头韵诗行中，《珍珠》同样在向基督徒索要一双虔信的眼睛，并以一种更幽微、更诉诸内心的方式，殊途同归地指出了个体灵魂自救所必经的“朝圣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