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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何正确区分方言词与口语词的关系。 表3中有几组数字，是在[方][口][书]之间换标的。《二版》有843余例标有[口]的词语，到《三版》全部取消了<口>的标注，其中转而标为[方]的有39例。这种不同色彩词语的混标，向人们提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口语词与方言词有何不同？二者如何区分？首先应该看到，它们的作眼点各不相同：方言词着眼于使用地域的标准；口语词着眼于使用语境与语体的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二者的关系本来是泾谓分明的，因为即使象口语词那样使用的是非正式场合，但也应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即属于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可《三版》将几十个口语词转而归为方言词，这里起码有着两种可能：一是当初确立口语词时标准就不是很明确，将使用于北方某些地区的生活类词语定为口语词。另一是《三版》在取消了“口语词”后，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规范词语有着相当的距离，不作标注的话，等于混同了不同词汇成分之间的界限，作标注的话，又没有相应的类，只好另换观察角度，归到方言词下面。“口语词”与“方言词”的混杂从侧面证明“口语词”是有着独立存在价值的。它是与“书语词”相对的一种词汇形式，有独特的含义与特色，尽管随着社会语言交际的广泛传布，各种文体的交叉使用，各种不同色彩的词汇成分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混和，但它毕竟有着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完全不予承认反会引起连锁的副作用。 而方言词与书语词之间也有着似清似混的关系。方言词保留了许多古汉语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保存到今天的古汉语成分，又大多数使用在书面语中。那么，从现在的使用区域与共时状态来看，说它们是方言词没错；从它们的历史渊源来看，说它们是源于古词语的现代书面语，也合乎逻辑。正是这种两可现象，给人们的认识活动容易带来一定程度的混淆也就难免了。这时就应该确立一种原则，即《现汉》作为反映现代普通话词汇面貌的词典，共时观念是取舍词目、标注词义的最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只要是属于全社会所有的词语，它就应属于普通话词语。在这个分类之后，再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与语体特点可以分出口语词和书语词。如果不属于全社会所有的词语，只存在于部分区域的流通环境，它就应该算作方言词。那么，在方言词中是否需要再分出口语词、书面语，则是可以讨论的。这在某些还存在方言书面语言的区域或许有需要，而在绝大多数的方言区域则不必，因为宪法地位已经决定方言从全社会的共同交际语言的地位退了出去，当然不存在将方言词看作书语词的可能。 三、如何正确地吸收与处理方言词 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方言。方言词的进进退退，成为普通话词汇系统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现汉》在编纂过程中是对此给予了充分认识的。[⑦] 但“普一方”之间的词汇交融，会表现出或进或退、时进时退、“局部浸润”、彼强此弱、若显若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作为语言学工作者，作为语言规范的代表物——《现汉》，该如何正确地处理，如何正确吸纳方言词语，并作出正确的处理，仍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普通话词汇的总量大概在6-8万之间，[⑧] 而方言词的总数则多得多。《方》收词20万条，当然这是集南北方言之所有，兼及古代，数量当然庞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共41卷，收41个方言点的词汇，平均每个点收词8000条，其总数达30万条以上。在数量如此众多的方言词中选取哪些补充进普通话，确是颇费踌躇。《现汉》把方言词控制在2000多条，占总词量的4.2～4.3%，应该说这是从严的作法。普通话不收方言词，于语言理论和语言事实都不相符；多收，又势必影响到普通话词汇的系统性与完整性。那么，收取什么样的方言词，根据什么原则来收录，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普通话吸收方言词的总原则当然是它使用区域的扩大、社会流传面广、使用人口的众多。[⑨] 在这一前提下，还应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则来保证这一工作做得细密。 （一）注重收录富于方言个性与地区文化蕴意的词语。 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征词，这些特征词或是源于语言特征，或是源于地域的文化特征。人们接触到这样的词语，总是会很快产生针对性很强的联想。上文已经举例说明了《现汉》所收许多方言词是具有这种效果的。如“瘪三”、“白相”、“交掼”、“发嗲”、“明朝”、“十三点”、“烂污”、“做生活”、“赤佬”就是地方味浓郁的吴方言词语。一看到“瘪三”，那种旧的大都市中集痞、赖、恶、贱于一身的人物就跃然纸上。 粤语中的“烂崽”就很有点这种味道，似应收录。从《三版》所删除的词语来看，有些地方特征突出的词语也在其列，如“打流”“灶披间”“酒吧间”“起栗”。 （二）注意收录普通话有互补作用的词义。 方言词中有许多词看上去与普通话是一样的，但却有独特的含义，在普通话中没有相对应的义项，它们起到了丰富、补充普通话的作用，也应优先予以考虑。《三版》增收了不少“方言义”，许多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如 “泊”：《二版》“Ê船靠岸；停船：停~|船~港外。Ë停留：飘~。” 《三版》“Ê船靠岸；停船：停~|船~港外。Ë停留：飘~。Ì[方]停放（车辆）：~车。” “泊”在粤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指停车，停放的多指机动车，而且还往往指的是停放在具有保管功能的停车场。“泊”由“停船”义到“停车”义，引申过程很自然。“泊”的粤语读音又与英语表示“停放（车辆、飞机）”义的“park”相同，它又似乎是一个外来的音译词。《三版》收这样的方言义使原词的词义丰富了不少。又如： “掰”：《二版》“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玉米丨~成两半儿丨小弟弟~着手数数儿。” 《三版》“Ê用手把东西分开或折断：~玉米|把馒头~成两半儿|小弟弟~着手数数儿。Ë [方]（情谊）破裂：他俩的交情早就~了。Ì [方]分析；说：他胡~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掰”在《二版》中所收的只是基本义，《三版》补收了两个方言义，与基本义之间有明显的引申关系，由具体的动作义虚化为人际关系、语言表达，词义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地方色彩明显，属于北方官话方言所特有。 对于“普一方”之间词义完全相同的则应从严处理，为的是避免带来语言的冗余成分。像下面这样的词语，如“疙瘩”“圪塔”“袼褡”“纥繨”，尽管它们说起来可以是表示“病”疙瘩、“土”疙瘩、“布”疙瘩、“线”疙瘩，还有“面”疙瘩什么的，就应从严掌握。不能因地设词，因字设字，该合并的就合并，从而以规范的词形、概括的词义进入普通话。 （三）方言词词义与普通话词语有较大距离的，不应并到同一个词形之内。 方言词与普通话属于两个不同的词汇系统，学术界在辨析同义词时就对此作出过很清楚的界定。 [⑩] 强调不要简单地把拥有相同词形的方言义与普通话词义并到一起，是为了避免人为地产生新的同形异义词。据此看来，《现汉》有些处理显得还不够贴切。如： “厝”：《二版》“[书] Ê放置：~火积薪。Ë把棺材停放待葬：暂~|浮~。” 《三版》“Ê [书]放置：~火积薪。Ë [书]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暂~|浮~。Ì [方]房屋：~后边跑出一条大黄狗。” “杆子”：《二版》“有一定用途的细长的木头或类似的东西（多直立在地上，上端较细）：电线~。” 《三版》“Ê有一定用途的细长的木头或类似的东西（多直立在地上，上端较细）：电线~。Ë [方]指结伙抢劫的土匪：拉~|~头儿。” “厝”字在《三版》新增的方言义是名词义，表示“房屋”，与《二版》表示“放置”的动词义相去太远，构不成词义的引申关系，不应处理为多义词。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与《现汉》在处理同形词时格外注重语法差异的作法迥异。[11] “杆子”新增的虽是名词义，但指的是“土匪”，与原义指的“木杆”距离相当远，显然也不应处理为多义词。 当原义是方言义，而新增义是普通话词义时，所遵循的应是相同的原则，而在《三版》中却屡屡可以看到有违于此的现象。如 “单车”：《二版》“[方]自行车。” 《三版》“Ê指单独运行的一辆车（多指汽车、拖拉机）：~收入日报表|这个汔车服务分司的~！效益较好。Ë [方]自行车。” “号子”：《二版》“[方]记号；标志。” 《三版》“Ê [方]记号；标志。Ë指监狱里关押犯人的房间，每个房间有统一编排的号码。” 上面两例中的原词都是方言义，新增的是普通话词义，可“单独运行的一辆车”与“自行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监狱里关押犯人的房间”与“记号”亦同此，它们之间显然不是多义词的关系，处理为义项的并列亦属不当，应该独立另外成词。 词典在排列多个义项时，一般都是按意义联系的远近来安排义项的先后顺序。可《现汉》在新增方言义后，有时处理起来较为简单，只是排在最后一放了之。如： “翻身”：《二版》“Ê躺着转动身体。Ë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户|翻了身的农民。Ì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 《三版》“Ê躺着转动身体。Ë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户|~作主。Ì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只有进行改革，我厂的生产才能~。Í [方]转身；回身。” 新增的“Í[方]转身；回身”显然与“Ê躺着转动身体”靠得相当近，应该列为第2个义项，之后才排另两个有明显转折关系的引申义。 * 文章的第三部分吸收了李如龙先生的意见。研究生吴剑安、罗家国、黄金洪、刘晓梅，本科同学曾臻、常晓敏、丁师佚等同学帮助作了许多的语料录入与校对工作，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①] 晁继周、单耀海、韩敬体《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见《〈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70、72页 [②] 见《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和“凡例”。 [③]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8，见该书前附《方言区域及系属》 [④]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的语言》，李荣，中国社科院和澳人文科学院合编，香港朗文出版社。 [⑤] 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刊《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 [⑥] 经赵翠阳、李秀娟、金美兰、李小华、刘晓梅等人对《二版》《三版》中“面”“花”“生”“人”“道”字语素词的穷尽调查，发现所作的修订在30%～42%之间。具体数据见于她们的研究生课程“数据库与语料分析”的课程论文，收入《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闵家骥《收录方言词是语文词典的一项任务》，刊《辞书研究》1982，6 晁继周《〈现代汉语词典〉与北京方言词》，刊《辞书研究》1982，6 [⑧] 《现代汉语词典》83版收词56000余条，96版收词61000余条，李行健先生主持制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表”（为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所用）是64000余条，《辞海》是百科词典，99版收词12万余条，语文条目占四分之三。依据以上数字得出文中推测。 [⑨] “某个词语是否收录，主要看其使用范围的大小和出现频率的高低。”见贾采珠《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北京话词语》，刊《〈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220页。 [⑩] 张志毅《简明同义词词典·凡例》：“下列各类不属于本书收词范围：（1）跟普通话某个词相对应，而不属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词，如：已死去的古词、旧词，未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外来词。”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 [11] 参见苏新春《同形词与“词”的意义范围——析〈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词词目》，刊《辞书研究》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