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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词汇系统对方言词的吸收与更新
方言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北方方言词汇是普通话的基础词汇，其它各方言区的词汇也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对普通话词汇的补充、调整、演变，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那么方言词到底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占有多大份量，普通话词汇系统接纳方言词的标准如何？接纳的数量与地区分布上有何特点？方言词向普通话词语转变中有着什么的机理？会发生怎样的词义与色彩上的变化？这些都是很值是深入探讨的。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对探究方言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关系有直接作用，而且对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与演变，词汇系统如何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及不同来源的词语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自身的意义内容与特点，都有相当的理论参考价值。——《现代汉语词典》方言词研究 （刊《语言》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苏新春 厦门大学 本文所分析的材料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下面简称《现汉》）。这是因为《现汉》是我国第一本以反映普通话词汇系统为主要目的的中型语文类词典。 “规范型词典全面反映语言的词汇体系，就要对词语作全面收录，不因某些词语无需查检而不收。……规范型词典如果把数以万计的常用词排除在外，它将是一部残缺不全的词典，也就谈不上为民族共同语规范化服务。而单纯以释疑解难为目的的词典，在收词上就不一定照顾到词汇系统的全面，一些很常用而不需索解的词可以不收。 规范型词典对民族共同语词汇的记录是全面的，但不是穷尽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现汉》是一部中型词典，它在收词上既是全面的，又有较强的选择性。选词的依据，主要不是看查考的需要，而是看词语在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频率。[①] 因此，《现汉》在认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里面又“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并在它们的后面标上“[方]”，[②] 表明这些是被普通话词汇系统所关注和吸收，但尚未被完全同化的方言词语。《二版》共收有方言词语2331条，其中方言词1745条，如“【爱人儿】[方]逗人爱：这孩子的一双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多~呀”。方言义的586条，如“【扶梯】Ê有扶手的楼梯。Ë[方]梯子”。本文即以此为基本材料，再参之以《三版》（1996），以便更好地观察方言词语在前后不同时期的演变。 一、《二版》方言词的来源地及其影响 在进行具体分析前，先作三点说明： 第一，考察《二版》方言词来源地时，选择的材料是《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8，下面简称《方》）。这是一部出版时间最新、规模最大、古今并蓄的方言大词典，收词20万余条。相比于41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它收所有方言词于一书，必定会在收词标准上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更为吸引本文的是《方》以义项为单位一一标明了它们使用的区域。尽管这些标示工作还有不全面之处，但从中仍可大致观察到现代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 第二，本文是在义项单位上进行有词义对应关系的来源地调查的。《方》的方言词绝大多数都是多义词，一个词分布在不同地区所指的意义往往很不相同，而《现汉》中方言词的意义比较单纯。也就是说方言词在进入普通话时只是一个词的某个或某几个义项，或说是普通话对方言词的采纳并不是容纳整个词的所有意义，而经常是只吸纳它的部分意义，这样就使得普方之间同形词的词义容量并不相等。如：【娘姨】：《现汉》“[方]保姆”，而《方》却是：Ê“[名]姨姐妹”，使用地区：兰银官话。Ë“[名]姨母”，使用地区：西南官话和吴方言。Ì“[名]保姆；女佣”，使用地区：吴方言。Í“[名]父亲的妾”，使用地区：吴方言。本文只能选取“Ì”来作为《现汉》中“娘姨”方言词的来源地。还有的是形同义异，没有相似的义项义，如：【癞瓜】：《现汉》“[方]苦瓜。”《方》收有该词，意义是：Ê “[名]纤细又稀少的头发”，Ë“[名]善于推委过错的青年”，Ì“[动]说话不守信用”，使用地区都是：西南官话区。这三个义项与《现汉》的都不同，故该词不纳入对比范围。 第三，方言区域的分类。《方》的方言区域划分依据的是18分区法。“本词典根据方言词语的地域分布（限于资料来源所示），参照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汉语方言分布图及其说明，标注十八种方言系属。它们的顺序是1.东北官话。2.北京官话。3.冀鲁官话，4.胶辽官话。5.中原官话。6.晋语。7.兰银官话。8.江淮官话，9.西南官话。10.官话。11.徽语。12.吴语。13.湘语。14.赣语。15.客话。16.粤语。17.闽语。18.平话。”[③]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这十八区作进一步概括可为十区：“汉语方言可以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十区，对官话而言，其他九区可以叫做非官话。官话区又可以分为东北、北京、冀鲁、胶辽、中原、兰银、西南、江淮等八区。”[④]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独见于徽语区的只有一例，平话区的无，晋语区的有13例，但“晋”与“北方官话”共同出现的却有145例，故本文仍按传统的七区来寻源。这七区为“北方、吴、湘、客、赣、闽、粤”。 下文在进行方言词来源地考察时，所利用的语料是1437例，而不是2331例。这个数字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首先，排除了方言义的586例。排除方言义纯粹只是为了统计的方便。 其次，在除了586条方言义的另外1745例方言词中，有260例不见于用作对比材料的《方》，如“搭街坊、打奔、打喳喳、打零、大庄稼、歹人、等日、斗口齿、嗄巴儿、背集、淴浴、剋架”。其中原因可能有多种，或是《方》的漏收，如上述词语；或是《方》认为不少词语已被普通话同化而不收，如下面这样的词语：“调侃、丁点、逗趣、逗笑、巧劲、怯生、缺嘴、天哓得、涎着脸、小不点儿、杏子、砸锅、樟脑丸、脊梁、抠门、开房间、暖瓶”。 再次，排除了《方》有词而无与《二版》方言词相关义的48例，如上举的【癞瓜】例。 《二版》1437例方言词在《方》的地区分布中出现了92个地区组合类型，其中只有1个词的地区组合类型有33个，有2个与2个以上词的地区组合类型有59个。下面是两组有意义的数据： 第一组：方言词来源最多的前10个地区。（表1）  1，来自北方方言的词语占的比例相当高。这不仅是因为只来自北方方言一个区的词语就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在其它9类它搀杂其中的就有7个。这表明北方方言词不仅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方言，一直起着普通话词汇最重要来源地的作用，成为对普通话词汇影响最大的一个方言。北方方言中又以北京话居多，据初步统计，来自北京话的占北方方言的约半数。吕叔湘先生曾有言：“北京话是一种方言，但是北京方言词不同于别的方言词，它有更多的进入普通话的机会，因为它常常出现在书面上，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⑤]而且，北方方言也对其它方言区的词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表现出了强大的渗透力。在“北某某”的地区组合中，这里的“北”往往是与“某”相邻近的地区。如“打牙祭”是西南官话与湘方言共有；“历本”是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吴方言共有；“青皮”是北京、冀鲁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与吴方言共有；“现饭”是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与湘、赣共有。 2，南方方言中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最多的是吴方言。来自吴方言一个区的词语高居第3位，是下一位的2.5倍，如算上第2位“北吴”中的则更多。当然，这种情况除了表明吴方言对普通话词汇有着较大影响外，还不能绝对排除材料的因素，即《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主要编纂者来自吴方言，对自身方言词语更为熟悉的因素是否也会起些作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发现不少词如“偷巧、莲蓬头、袖管、泔脚、起粟”等，在多个方言区都存在，但《方》都只标吴方言所有。而“脚劲”一词，《方》只标西南官话与吴方言所共有，其实它在赣语中也非常通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