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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二版》标[书]，《三版》改为[方]的3例。 【馒首】：《二版》：“[书]馒头。”——《三版》：“[方]馒头。” 【铺陈1】：《二版》：“Ê [书]摆设；布置：～酒器。Ë铺叙：～经过。”——《三版》：“Ê [方]摆设；布置：～酒器。Ë铺叙：～经过。” 9，《二版》无标记，《三版》改为[方]的51条。 【兀自】：《二版》：“仍然，还是（多见于早期白话）。”——《三版》：“[方]仍旧，还是：想起方才的梦境，心头~突突地跳。” 【来人儿】：《二版》：“旧时称买卖、租赁、雇用等事的介绍人。”——《三版》：“[方]旧时称买卖、租赁、雇用等事的介绍人。” 【交口】：《二版》：“Ê众口同声（说）：~称誉。Ë交谈：他们久已没有~。”——《三版》：“Ê众口同声（说）：~称誉。Ë [方]交谈：他们久已没有~。” 从表3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现汉》对方言词处理的这样一些基本事实： （一） 《现汉》对方言词的收纳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当稳定的量与度。 《二版》方言词共有2332条，占总词数56147的4.2%。《三版》方言词共有2638条，占总数词61238的4.3%。《三版》删除方言词186条，占总删除词目4776条的4.2%。《三版》增加方言词475条，占总增加词目9869条的3.9%。占总词量的4.2%对4.3%，删除量的4.2%对3.9%，这两个数字相当接近，表明《现汉》在反映普通话词汇的功能和性质上保持了相当的一致。须知，这个数字是《三版》对《二版》词目的增删几达四分之一，释义修改的条目达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出现的。[⑥] 普通话词汇作为共时状态下的一个词汇系统，拥有自身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方言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重要来源之一，必然会对后者产生影响。这就是应该允许方言词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占有适当分量的理由所在，否则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会带来问题。当然，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如果更恰当地吸收、反映方言词与方言义，这在学术上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后面将会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 “普—方”词汇之间的“局部浸润”现象。 “普一方”之间的词汇交融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词”，一个是“词义”。前者是显性的，熟悉与否，一目了然。后者是隐性的，在熟知的词语内部，隐藏着某个来自它处的词义，它们开始时往往不为人们所熟悉，这时借助于人们所熟悉的词形而容易得到传播。本文把这种词义层面的隐性渗透称为“局部浸润”。在词汇系统间的交融中，词义的“浸润”往往不太为人们所注意，而恰恰是它们，发挥着更深刻、更稳定的作用。 “新增方言义”体现着方言义的“入侵”；“[方]取消”体现着方言义“入侵”的成功。如：【修理】，《二版》是“Ê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形状或作用：~厂|~机车。Ë修剪”，到《三版》成为“Ê使损坏的东西恢复原来的形状或作用：~厂|~机车。Ë修剪¬；整治¬：~树木。Ì[方]整治：把他~了一顿”，添加了“惩罚”“打击”这一方言义。又如：【头年】，《二版》“Ê第一年：三年看~。Ë [方]去年或上一年”，《三版》“Ê第一年：三年看~。Ë去年或上一年：~春节|~他曾回来过一次”。在保持普通话词形的前提下，增设方言义，扩大了普通话词语的意义容量，方言义借此得以传布，有效地扩大了社会使用面。而到了[方]取消这一步，也就意味着方言词到普通话词语的蜕变成功。 方言义的消失也往往是在悄无声息当中进行的。如【烘笼】，《二版》是“Ê竹片、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的笼子，罩在炉子或火盆上，用来烘干衣物。Ë[方]烘篮”。到了《三版》，变成“竹片、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的笼子，罩在炉子或火盆上，用来烘干衣物”。两个义项变为一个义项，方言义“烘篮”消失了。方言义的进与退，就是如此的静悄悄，又是如此地了无边际地给普通话词汇系统带来日积月累的变化。 还有一些原本未作任何时代与地域色彩说明的，可后来却被看作了方言词语的现象。如【篼子】，《二版》“用竹椅子捆在两根竹竿上做成的交通工具，作用跟轿子相同”，《三版》“[方]用竹椅子捆在两根竹竿上做成的交通工具，作用跟轿子相同。也作兜子”。又如【闹哄】，《二版》“Ê吵闹；喧闹：有意见你就提，~什么！Ë许多人在一起忙着办事：大家~了好一阵子，才算把那堆土给平了”，《三版》“[方] Ê吵闹；喧闹：有意见你就提，~什么！|一下子，村前村后~开了。Ë许多人在一起忙着办事：大家~了好一阵子，才算把那堆土给平了”。 这种现象该如何看待呢？[方]的加注，是方言性质的回归?还是《二版》的漏标?深入了解《现汉》反复斟酌推敲，一再经历“试用本”“试印本”的漫长与精心修订过程，了解了《现汉》编纂者们具有的语言学修养的造诣程度，就会知道简单归之于“漏标”，显得过于轻率。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到这30年间语言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中去寻找。即它们已经从社会使用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大步地后退，不再符合普通话词语所应有的全民性而导致的。 同化与异化，浸润与排斥，吸纳与淘汰，是方言词在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必然会出现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但又同时并存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予以注意的，正是从“词义”开始或结束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局部浸润”现象。 （三） 方言地位对语言渗透力的影响。 方言词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有着共同的机理，但一落实到具体词语，就会发现最终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往往来自“强势”方言。越是“强势”，对普通话词汇的影响力越大。 “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当然有其天然的优势，而在南方诸多方言中，则先之为吴，后之为粤，都对普通话词汇发生过重要影响。象《三版》新增方言词语中就有不少来自粤语，如“拍拖”“唛”“打的”“靓仔”“酒水”“港纸”“恤衫”“菲林”。还有一些连[方]也没标，如“豪族”“花市”“封顶”“摆款”“白斩鸡”“发傻”“叉烧”“菜点”等，这意味着它们直接的跨入。 方言词总是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方言个性是柄双面刃，一方面使它与普通话词语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太容易被别人认同，成为难以逾越的“隔膜”；另一方面，一旦为普通话词汇系统所吸纳，又容易保持它那原产地的身份，使人一眼而探出它的“风味”。如“侃”、“盖”、“孬种”、“猫腻”、“酷哥”、“傻帽”、“撒丫子”、“开涮”、“乱营”、“老蔫儿”、“瞎掰”等词语中的“北味”；“瘪三”、“白相”、“交掼”、“发嗲”、“明朝”、“十三点”、“烂污”、“做生活”、“赤佬”词语的“吴味”；“生猛”、“炒鱿鱼”、“冲凉”、“爆棚”、“发利市”、“拍拖”、“唛”、“打的”、“靓仔”、“酒水”、“港纸”、“恤衫”词语的“粤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