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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百年研究的质疑和反思 2.0 回顾这一百年来的研究，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的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马建忠的孤军奋战到现在的数以百计的队伍，又从模仿到相对自立，从词和词类的研究到句子和句子成分的研究，从表层句法关系的研究到深层语义关系的研究，从句子范围内的研究到句子之间和句群、话语/语篇的研究，从语言本身的研究进展到语言之外、也即语用、语境和认知层面的研究。我们引进了传统的语法学方法，又早就开始尝试采用结构主义描写方法，到了“文革”以后，随着国家的开放，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等解释方法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描写研究，让人们在刚刚恢复正常研究的同时就面临一个多元化的未来。这一百年来，中国学者一步步，一步步，走得很艰难，走得也可以说很踏实。最后终于到达新一世纪的入口。对这种种本体的描述和研究方法的变迁，我们不准备一一介绍，而且也不可能一览无余。此时对现代汉语语法学更为重要和必需的也许是对本体研究和研究方法的质疑和反思。 2.1 关于本体研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汉语的许多事实并未描写净尽，对汉语的深层解释也即揭示汉语真正的特点也远未完成，汉语语法的诸多体系仍然因循外语，而其指导理论也基本上秉承西方。比如： ○汉语有无西方语言的那种word(词)？ ○分析汉语究竟应该以何种单位为基点？ ○离合词是一种什么现象？在现今的语法体系中有无完善解释离合词的可能？ ○从服务于句法的角度看，汉语词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应该是何种面貌？ ○词类是不是可以游离于服务句法之外？ ○汉语的词到底应该分多少类？什么因素决定着词类的数量范围？ 汉语的主语同一般认为语用层次的主题/话题是否二而一的关系？ ○汉语的句子成分有无必要，如果有，究竟有哪些句子成分？ ○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摆脱“宾语”之类有西语影子的术语而使用更能反映汉语实际的术语？ ○汉语有无控制一般句型的基本句？如果有，有多少？ ○汉语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它们能用西式的标点来说明吗？ ○汉语的句子怎么完成，又怎么成立？ ○小句有无建立的条件和标志？ 句法、语义、语用、语境究竟如何在汉语话语中有次序地共同起着作用？ ○是否仅仅用三个平面就可以完整地描写并解释汉语？ ○功能和认知平面上的汉语语句是怎么样的，它是否世界共通？ ○这些平面或层次如何能综合成人们可以接受并应用的整体？ ○当前热火的认知语法学是否就可包揽一切? ○汉语语法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是哪些？又如何获知？ ○汉语语法同印欧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不认同“有中国特色的语法学或语言学”这一命题，是否也就意味着不存在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言学甚至语法学或语言学？ ○我们如此无休无止地描写汉语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如此抽象和形式地解释汉语又究竟为了什么？面对汗牛充栋的本体研究成果，汉语语法研究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等等，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百年来研究所剩下尚未真正解决的竟然如此之多！建立适合汉语的汉语语法学与寻回汉语自我，是两个相关并互相依赖的课题。冷静想来，我们在两个方面是否已经达到足够的成绩？因此，我们不得不严肃地质问自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否真正走出了建创阶段？不管这一回答将会是怎样,我们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 2.2 关于“本位”。“本位”这个概念是中国学者百年来的中心问题之一。自从人们给《马氏文通》概括为“字”（词）本位，而黎锦熙自己说明《新著国语文法》为“句本位”以来，“本位”已通行了很长时期，以后又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文革”以后，有人重提本位，把朱德熙的语法体系归结为“词组本位”，并视之为最新的发展，是最适合汉语语法的。之后，范继淹发表《汉语句段结构》（1985），重新拾起“文革”前的旧课题。这是对吕叔湘“小句”观的一次说明，其中隐约显露出“小句本位”的思想。1991年，史有为提出本位应该是移动的，研究到某个语言层次上将可能出现“小句本位”，接着又于1994/96年发表了《小句和小句本位》。邢福义也在同时期内提出“小句中枢说”（1995）。1994年，徐通锵异军突起，提出了“字本位”，以含糊的“字”概念来代替语法概念，以此来表达他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看法。这些本位看法很多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并不成熟。它们在提出后都有人支持，也都有人反对。这是极其正常的。通过这一系列本位的提出，我们发现中国人有太多的“本位”情结。“本位”的概念可能引入自国外，在汉语中本来就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并有两种不同的层次。在理解上，一个可能是起点，一个可能是基点，一个可能是中心或中枢。在层次上，一是语法研究的本位，属于主观系统，一是语法本身展开的本位，属于客观系统。也许就因为如此，所以在其他国家，现在都没有人再使用这样的术语，更不用说命名某某“本位”了。因此，中国的“本位热”就显得有些异常。平心而论，企图用一种本位来包打语法天下，这本身就不免有些主观。每一层语法单位都有不同的参与因素，而某个起点或基点或中枢却无法各各适应这种种的不同。随着语法层次的不同自然需要不同的起点或基点或中枢，因此它们的移动和多可能性,也即无涵盖一切的“本位”是必然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研究方法上的进展以及所存在的隐忧。 2.3 关于自源性见解。回顾这百年来语法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我们不禁感慨万千。这一百年来，我们从框架体系上的大体引进（所谓模仿）到具体方法上的引进，最后到达观念上的引进，从国外方法理论的单纯引进到试图以基本科学理论为基础、最新科学进展为借鉴作出自主的方法、理论创造，从句子内部的静态分析到句子生成、到话语、到语用这多个方向的动态分析，从描写语法的艰难普及到解释语法更为艰难的起步，从一两个人引进并尝试国外理论到现在成群结队地去引进并尝试国外理论，可以看到中国的语法研究确实已经开始摆脱幼稚，开始准备走出国界。但是冷静想来，我们有多少自己创造的理论？又有多少已经加入了世界行列的语言学理论并得到外界的承认？我们基本上仍是跟随外国，崇拜西方，亦步亦趋，而轻忽自己的创造。有一些思想我们很早就已经提出（例如刘复的转换思想，吕叔湘的动词中心观），但是并未见到执着使用，更未见到认真发展，以致最后的发明权还是西方洋人，还是要从西方引进。这又是为什么？是轻视自己所造成，还是浅尝辄止的习惯和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然？或是媒体等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力而不得不如此罢休？此外，还有无其他影响的因素？当然，我们反对急功近利，反对追逐名利的不良学风，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关注当前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另一倾向。多少次，当时相对年轻或已并不年轻的研究者曾经萌发过新的理论思维，但是其必然会有的稚嫩和粗糙却往往难以得到宽容和真诚帮助，也难以获得均等和平等的自由讨论。我们的某些成员和阵地有太多的威权和裁决权。相反，西方的出品，它们在中国似乎就有更多容身之地。50-60年代在词类问题上老一辈大伤和气的争执，70年代末在量词等问题上意气用事的争论，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多少次，若干前辈和有识者大声疾呼学术发展需要理解，需要宽容，需要等待和实践的时间，应该让实践和时间以及正常的学术讨论去证实或否定。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中间仍然有太多的苛求与指责，我们的某些媒体又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例如有媒体容积不足的客观因素），对于主流和非主流未能提供同样公平的条件和自由争论的机会。其实，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一些新学说在开始阶段对某些概念缺乏定义或定义模糊完全是正常的。乔姆斯基在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时对一系列新概念（例如“深层结构”）根本不加定义，吕叔湘先生对小句也并未严格定义和提出明确标准，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学说的运行和发展。有时候，正是开始时的缺乏定义和定义模糊，才使得其学说获得更大的回旋空间和发展空间。科学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学说处处定义明确时，往往意味着该学说已经处于顶点，而将要面临不完善但是处于上升状态的新学说的替代性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