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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关于词组本位。朱德熙从《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说“的”》（1961）和《句法结构》（1962）到1992年去世前，在结构主义的中国化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推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起了历史性的贡献。朱德熙虽然受到赵元任和哈里斯等美国描写学派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始终坚持着清醒的自主观察。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这一点就是一个明证。他参考国外理论（布洛赫/特雷杰1942/1965《句法分析纲要》）后提出的“词组本位”体系是个再创造。该体系及其观念影响至大，并具有明显的科学美学色彩，很快成为语法体系的主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 1.12 隐性语法关系。朱德熙同时还引入语义关系（他称之为隐性语法关系）和语义特征分析等这些以语义为工具的方法，从而使朱德熙的体系具有更强的描写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语法功能的语义功能观察方法，揭示了“自指”和“转指”现象。这些也都显示出他坚持根据汉语事实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 1.13 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朱德熙在参照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他不承认是受乔姆斯基理论的影响）提出的变换分析方法时，独创性地提出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1985/86）。他把这种方法也纳入广义的语法形式中，使汉语语法研究拓展了更大的天地。以后方经民（《汉语语法变换研究》，1998）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该方法，补充了“约束性原则”。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学者的贡献。 1.14 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法。朱德熙在著作中还一方面主张将北京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又将方言和古汉语作为比较项引入现代汉语的研究，从而形成纵向和横向比较相结合、语义和语法相结合的格局。例如他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中，既研究了这类问句在方言中的情况，又观察了近代汉语中的现象，从而使汉语反复问句得到了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使这类句子呈现出更为丰满和完整的形象。这在开拓解释语法领域、完整理解并解释汉语，面对21世纪挑战时具有引导性的意义。 1.15 “零句”和“小句”。在语言的动态平面上，一些学者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适合汉语的分析单位。赵元任（1968）提出了句子由“零句”组成的观念，从而把单句和复句统一了起来。吕叔湘（1979）经过长期的考察与酝酿，根据汉语语流组织的特点，首次提出汉语的动态平面上以“小句”为基本单位。他们都突破了过去以“词”、“句子”作为分析基点的做法，具有特别的意义。前者我们还未见到系统实践的文献，这无疑是个遗憾。后者则已基本上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中得到了实践（二者的使用范围略有不同）。 1.16 层次与核心的结合。在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1982－83）中，与当时主张抛弃中心词分析法或成分分析法的潮流不同，陆丙甫提出了“核心层次分析法”，史有为提出了“层－核分析法”，他们分别从认知心理和语言多重性的角度对此作了新的探索，是在语言性质和语言描述方法方面的一个原创性尝试。从而在一片结构形式层次化和结构单象性的认识中拨响了一个不和谐音。（参见《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1984） 1.17 语义语法范畴。50年代后期胡明扬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1958）中指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二者是不可分的，而进入80年代以后，胡明扬依据语言理论以及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并以信息处理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了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观点。他通过对马庆株的自主和非自主动词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以分布特征作为语法形式并联系和对应语法意义的新的语义语法范畴概念（胡明扬1986年二市一省语言理论讨论会/胡明扬1992《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是基于汉语的一次理论努力。它扬弃了传统的西方范畴理论，把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作了新的解释，并将二者连接了起来，扩大了语法的内涵。它解决了传统语法形式在解释汉语时的无奈，又解决了语义进入语法的障碍，从而增强了语法的解释力和应用功能。现在这一概念已得到很多学者的同意。 1.18 关于“节律”平面。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1963）中开创性地讨论了语音与语法的关系。讨论涉及词和词的搭配以及其他问题。他首次明确地提出语语法组合与音节数有关这一观点，这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以后史有为在《句型的要素、变体和价值》（1987）中又尝试性地提出了语法、语义、语音、语用四种句型要素，并由此构成相应的四类句型模式。1998年，张斌在他与胡裕树参考西方学说共同提出的三个平面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引进了“节律”这一语音平面（张斌1998《汉语语法学》）。从此正式把语音放进了大语法的范围。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近来冯胜利也在结合韵律研究语法作了尝试。这些都是自源性观察并解释汉语语法整体的一种努力。 1.19 语义指向分析。这个概念最早是吕叔湘先生提出的。吕叔湘在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70节）里谈到结构时提出了“语义…指向”，用来说明“圆圆的排成一个圈”、“走了一大截冤枉路”、“几个大商场我都跑了”中的“圆圆的”、“冤枉”、“都”实际上语义所指向的对象。以后这个概念又经许多学者的进一步论述和应用（如刘宁生1984《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邵敬敏1990《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的阐述和具体应用；陆俭明1997《关于语义指向分析》的总括性专论），形成现在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其实这是为适应汉语形态缺乏的特点而必然产生的。既然很多地方无法依赖形式，就必然要增加从语义入手这一项。另外汉语句子中许多特殊的构造（如动词－补语、假定语等等）又是西方语言所无的，它们在语义关系上所呈现的复杂性也是过去西方语言学所未曾遇到过的，因此必然要把语义指向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1.20 板块理论。国内最早使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语法并有独创理论的应当说是陆丙甫，他在80年代初提出的“板块理论”就是依据认知心理学（短时记忆的7±2规则）的产物。他在1987年就预言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将会成为语言学主流。如果当时这一努力能够持续，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响应，那中国现时的语法研究早已迎头赶上世界，并与西方并驾齐驱。(见陆丙甫,1986) 1.21 文化学方法。申小龙在80年代依据国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理论，大胆地提出本体论的文化语言学。但在对汉语的具体处理上却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他认为，汉语语法研究要以神摄、散点视、动态视等分别代替西方的形摄、焦点视、静态视等，并以句读为基本单位、以铺排律为造句法则。这是一次对传统机械主义语法研究的反动和冲击，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尝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着相当大的理论勇气。这是一次企图完全立足于汉语并排除西方语法体系的尝试，曾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而且由于倡导者认定该学说具有唯一合理性，因此更引发了强烈的冲突。但是，我们应该秉持公正，决不能以此否定其中的意义和合理性。 1.22 “字”本位理论。徐通锵本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自80 年代末以来，他开始涉足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域。他力图继承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语言学，力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并以不怕闯入“泥潭”的勇气提出了建立在汉语音韵基础上的“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见徐通锵以此为副题的《语言论》，1997），更新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语法理论。其中在句法单位方面，以“字”为初始单位，提出了全新的“字、辞、块、读、句”五级语义句法单位；在句法结构方面，摒弃了主语和谓语的架构，采用了话题和说明的架构；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语义范畴及字块的标记手段。这是一次对以形式为主的研究主流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具有特别的意义，并已经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反弹。然而这一理论还停留在设计阶段，如何实践运用并验证，是自身的一大挑战。人们正期待它下一步的具体研究。 1.23 柔性观念和柔性方法。史有为原是熟习结构主义方法的，但他在当代系统科学的影响下，经过多年探路和思考，终于在1990年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所忽视的“柔性”观念和“柔性”方法（见其《呼唤柔性――汉语语法探异》，1992），以后又在其中加入了“仿生”观念。柔性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回归人以及人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的思想，是将人的因素引入的科学主义努力（见其《汉语如是观》，1997）。这一思想在此之前主要体现为对中间状态的探索。90年代以来又有计划地在语音单位的多可能性、“效率词”的确立、连续型词类对策、完句和动词重叠等方面具体实施柔性观念和探寻相应方法，并提出音节是语言文化（语法等）的生长点。目前其方法正在发展完善中，已经提出的包括转域、张力、共济、典型/模糊、统计等。其中有些观点如“共济”、“张力”是对唯“科学主义”的一元论的大胆挑战，无疑这也就步入了另一个险区。该观念现在已首先为中文信息处理界所广泛接受，并与认知语言学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 (责任编辑：admin) |